爱恨倾城小团圆(72)_清秋子

七二

　　可是，三毛是谁？林式同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三毛曾写了一个以“胡张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于是，只好一声不吭。

　　新居是单身公寓，在西木区（Westwood）。搬家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自己搬，不要林式同帮忙。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

　　在林式同看来，这里环境虽好，但恐怕还不是张爱玲最理想的住所，因为听不见她喜欢的喧闹“市声”。顺便提一句，在签约的时候，林式同还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听见张爱玲说英语。

　　在新居住了半个多月，那位伊朗房东有些沉不住气，打电话给林式同，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要他帮忙开门；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要他去修理；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

　　伊朗房东很担心：“这位房客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潜台词已经很明白。

　　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说：“她没有问题，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按时交房租，不爱打扰别人，你尽管放心，有事找我好了！”

　　为了防止再有“卧底”跑来，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的亲戚很多，都传说她发了大财，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

　　不过，这个信箱她也很少开启，一个月才打开一次，邮件常常塞得满满的，闹得邮政局很有意见。

　　在她频频搬家，与张子静中断了联系的那几年，弟弟还是很牵挂她。1988年，一位熟知张家家世的老人，拿了一张报纸，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张子静：“你姊姊可能出事了！”

　　张子静一看，报纸上用红圆珠笔画出了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张子静一时呆住，难道音信不通是因为这个？

　　他将信将疑起来。张家的人不长寿，爷爷张佩纶、父亲张廷重，都没有活过60岁。母亲黄素琼也仅是61岁就谢世。姐姐如今已是68岁了，难道真有不测？

　　可是，张爱玲，是著名作家，假若真的“已故”了，应该有大规模的报道才对呀！

　　张子静问遍了在上海和在美国的亲戚，都说不知有此事。他又跑到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委托他们转交。

　　这封信的转送途径规格之高，令人咂舌，是由上海市侨办转呈国务院侨办，再由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请领事馆代为送达。

　　这本来是连领事馆也办不到的事，可巧领事馆有人认识戴文采，这才知道了地址，把信寄到了张爱玲那里。

　　张爱玲回了信，张子静方才放了心：所谓“已故”，是舞文弄墨的人想当然耳！

　　这时，姑姑有病，弟弟也热情相邀，但是张爱玲打定主意不回去。

　　即使是和林式同在电话里聊天，她也极少提及旧事。只有一次林式同告诉她，自己要去上海一趟，张爱玲似有所感，停顿了一两分钟，说：“哦，上海，恍如隔世！”

　　1990年，台湾《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时报文学奖”评委，允诺评奖结束后，可出路费、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

　　她还是婉言谢绝了。台湾她不会再去；上海，也只有永远放在记忆的搁物架上了。

　　1991年，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此前，张爱玲虽与炎樱有所疏远，但通信往来还是有的。

　　同年6月，又有消息传来，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留有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随便撒掉。

　　张家是弱枝，本来亲人就不多，姑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亲的一个。如今，他们一个又一个隐进了历史的烟尘。

　　——在那个年代里出生、成长、盛放，也许本来就是错？

　　大概是亲朋的离去，对她有所触动，第二年2月份，林式同忽然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

　　遗嘱的内容有两点：“一、如我去世，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二、我希望立即火化，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撒在陆地上，应撒在荒野处。”

　　在“遗嘱执行人”一栏里，张爱玲写的是林式同的名字。

　　她考虑到林式同一定会感到突兀，便在信中解释道，前不久因为要委托上海的姑父代理大陆版权，她去文具店买委托书，顺便就买了一份遗嘱，“免得有钱剩下来就会充公”。

　　张爱玲对林式同说：“也没先问一声，真对不起。附寄了个副本来给您过目，不用还我。好在立这遗嘱一共只二十美元，如有难处，不便担任，再立一份，这一张就失效了。我除了点存款没值钱的东西，非常简单。万一有费用不够付，宋淇夫妇会补还。是否能行，等有空请晚间打个电话告诉我(477－9453)，可行的话我就拿去登记。”

　　林式同当然摸不着头脑：“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可是在张爱玲看来，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许，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见《有缘得识张爱玲》。

　　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看得很开，对身后安排是有条不紊的。可是，她恰恰没有留意自己最大、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著作版权。这笔无形资产，在她，真的也就是无形吧，跟没有一样。

　　她的这种超脱，留给世间的却是一些不超脱——在她身后，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

　　3月，张爱玲又给宋淇写了信，告诉他自己的遗物将赠与他们夫妇：“还有钱剩下的话，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纪念。”

　　张爱玲又一次隐身在深深的雾中了。

　　她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林式同也不甚清楚。

　　她住的公寓，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门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

　　公寓大门对面，有小书店、修鞋铺。她偶尔出来散步，邻居跟她打招呼，她也回应一声，只是一声Hello，就再无多话，以至旁人都以为她不会说英语。

　　书店的老板也常见她，但她去书店，都是匆匆来去，从不说话。——去小书店，能买什么书呢？是那种她喜欢读的“垃圾小说”吧？

　　1993年春，有一位大陆学者，差一点就见到了她。

　　这个人与她甚有渊源，就是著名的红学专家魏绍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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