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54)_清秋子

五四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人到此时，方知生之艰难。若回想起当年对冰心的无情挖苦与调侃，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可惜这轰轰烈烈的热闹，她是看不到了。

　　——无须多说。以苏青的命运作参照，张爱玲遵照母亲的劝告去了香港，是没有错的。

　　在当时，张爱玲并没有燃眉的危机，且已有夏衍这样强硬的庇护者，出走，只是出于一种远见。

　　“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内心深处永远的结。

　　——她解不开。也许是一生也解不开。

　　所以，只有告别上海。

　　【20、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

　　张爱玲这一别，是彻底告别了中国文化的土壤，要在异国的大地扎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风险，她怎么就敢去尝试？她内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创伤，才迫使她如此决绝？

　　难道是她把倔强的母亲当成了榜样？

　　——命运已坏到不能再坏，再来一次破坏性的大挪移，也许就会好起来？

　　那艘传奇式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应该写进中国现代史的。在那激荡变幻的岁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张爱玲身份文件的海关人员，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张爱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结果他写成了六尺六寸半。

　　爱玲感到好笑，这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错”。她想原因是——“我瘦，看着特别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结导致了笔误。

　　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小伙子给她写成了将近一米九九！

　　这真是错得令人恐怖！张爱玲直到晚年还记得这趣事。

　　这支小小的插曲，难道是个兆头吗？——美国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国。

　　入境之后，张爱玲在旧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车直奔纽约。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是炎樱！

　　炎樱此时已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她性格开朗，适应力强，到哪里都不愁有碗饭吃。

　　纽约，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楼如林而立，摩登气息迫人而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咒语式的诗句，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的悲欢。

　　在纽约，拂面不冷是香风。

　　但张爱玲似乎对这香风无动于衷，她欢喜的，就是能见到炎樱了。一开始，爱玲就住在炎樱的家里，她们还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东西，一如当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

　　1949年4月，胡适脱离政坛，从上海也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寞落的闲居生涯，闭门谢客，一心考证《水经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来到纽约。

　　50年代初的那些时日，台湾海峡两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张的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蒋氏父子的待见；在大陆，他的思想体系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现在只能蛰居在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适晚年没有多少钱，日子过得清苦，以至请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他常对晚辈友人感叹：“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虽然他荣膺了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但在美国谋职也很困难；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一个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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