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53)_清秋子

五三

　　从杭州返回，很快就开始办手续。1950年代初，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但也不很轻松。张爱玲回忆说，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来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说：“幸而调查得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其实，有些办事员的做法只是习惯作风，未见得与政治有关。张爱玲的这个回忆，在揶揄中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倾向。

　　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方来的青年干部，看样子是刚从华中干部训练班出来的。当时大概是禁止黄金外流，他对张爱玲小时候戴过的一副包金小藤镯发生了兴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于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终于从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来，检查人员看看张爱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后，又有一番难忘的经历。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一个木制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

　　过关的时候，她的护照使用的是一个笔名，检查证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认了出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张爱玲心里一惊，生怕被扣住。

　　不过，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过去了。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挤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当中，靠着栅栏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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