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55)_清秋子

五五

　　张爱玲在给他寄《秧歌》时，曾同时给他写过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在信中还向她索书，张爱玲就马上寄了《传奇》、《流言》和《赤地之恋》去。

　　当年11月，刚到纽约一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拉着炎樱一块儿去见胡适。

　　纽约东城81街上，有一排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胡适的居所就在这里——104号。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太阳底下晒着，爱玲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人还在香港。

　　上了楼，她看着室内陈设也眼熟得很，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枝枝节节的，全都能引起故国之思。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

　　爱玲此时一是没别的办法，二是反正没别人认识，也就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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