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话不错吗？|恽代英

蔡元培的话不错吗？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报载蔡元培先生在北京语某记者，谓“中国有识之士在野运动，以民众势力推倒军阀，此诚为根本要图。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予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此则余所反对者也。”

　　蔡先生是全国知识界领袖人物，他的话格外值得尊重。而且现在实在不少的青年，只知空空洞洞的干喊革命，实际没有组织，没有办法，亦并无丝毫真个去进行革命的诚心，这实在怪不得蔡先生要反对。这种浮嚣虚伪的青年，我们大家都应当反对的。

　　但是蔡先生亦同别的知识界中人一样，常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以迷惑一般青年。这是不能不为蔡先生惋惜的。

　　双十节北京大学开会的时候，李石曾先生极力推崇学治，以为北大的学生只要埋头求学，提高中国的文化，中国便会好的。能余一切务外的事，都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现在蔡先生又说什么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什么不要抛弃学业，正与李先生的话契合了。

　　要求中国，诚然非教育学识不可。但是究竟那一种教育学识，才能救中国呢？我要问蔡先生，把英文的重音或会话学好了，便可以救国么？一国的人，都懂了三角微积分，便可以救国么？再不然，大家都会做“风啊”“月啊”的“新文学”，便可以救国么？

　　蔡先生办北京大学亦七八年了。这七八年不看见中国有转机。然而贿选反成功了，临城通牒反承受了，便是蔡先生自身，亦反不能容身于北京那个地方了。蔡先生不但不怀疑以前办教育的功效在什么地方，还要说“非有长时期教育训练”不可。纵然有了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中国便有希望了么？

　　假令北大的文科学生，个个都成了郁根、杜里舒，北大的理科学生，个个都成了爱因斯坦，大概中国要好了罢！但是请看郁根、杜里舒、爱因斯坦生长栖息的德国，是一个什么样子！鲁尔不是被法比强占了么？来因河区域，不是正在闹什么分立运动么？巴伐利亚与萨克荪不是与中央政府有许多意见么？请问蔡先生德国社会亦是毫无组织，民众势力亦是犹如一盘散沙么？蔡先生以为德国还要经几样长时间的教育训练，才可以有望？

　　要中国好必须研究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好。所以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亦要研究了得着什么结果，便自己向前试验去。我们要靠学理来解决中国问题，要靠学理来研究怎样团结民众，推倒军阀，这是不错的。但不是说靠什么高次方程式的学理，亦不是说靠什么英文修辞学的学理，亦不是说靠什么数理哲学的学理。

　　所以我说蔡先生的话，是似是而非的。一国的所谓名人前辈，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希望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

　　我们亦要晓得社会的无组织，民众的如散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训练的原故。凡民众能长期团结的，总不出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有很密切而利害一致的经济关系，例如各工厂的工会，或各商号的商帮。二是因为他们有能直接影响自身经济的政治关系，例如可以直接创制或撤回议员的选举团体。我们中国呢！经济上面很少几千几万人集合的工厂，政治上面更不给人民一点直接参与的机会。这样怎能怪中国人成为这样子？

　　民众还有一种团结的方式，那便是在骤发的事上，因民众感情的一致，而结成的。如所谓群众运动，在我们辛亥革命，与五四学潮中，都曾经发现过。这一种团结，与其说靠什么长期教育训练，不如说靠机会，靠曾运用这机会的领袖。在这种团结中，所做的事，加入这团结的人有时自己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何曾是因为受了什么教育训练的原故？

　　所以民众的团结，在骤发的方面，是靠领袖会运用机会。在长期的团结方面，是靠发达大的实业以集中人民，且与以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总而言之，我们要给领袖以领袖的教育训练是真的。对于一般人民，说怎样给与长时间的教育训练，总是一句太恍悟不可捉摸的话。

　　我们要靠训练一般民众的领袖，利用民众骤发的团结，以进行推倒军阀的革命。然后我们发达大的实业，与人民以直接参政权，这才是有效力团结民众的办法。若说要靠贴劝世文样的什么“教育训练”，劝世文纵然贴上一万年，终不能有芝麻大一点影响的。

　　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我们发达实业与人民直接参政的仇敌。所以我们必须要革命。但是革命是要有目的的，亦是要有方法的。怎样训练领袖，怎样唤起骤发的团结，这便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方法。

　　我们还要注意革命不只是要打倒军阀，还必须打倒外国势力。庚子赔款不取消，外债本利不减免，关税主权不收回，我们大实业永远受外国抵制而发达不起来。德国便是因为担负了赔款，损失了煤铁富源，实业上不能振兴，所以到今天这样的。我们不打倒外国势力，“教育训练”有何用处？

　　载《中国青年》第二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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