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改造罪犯政策的伟大胜利|谢觉哉

党的改造罪犯政策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〇年四月九日）

　　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谭震林副总理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现在，我讲一讲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特赦罪犯工作的情况。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了特赦令。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遵照刘少奇主席特赦令，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协作，经过认真的审查，特赦了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凡是特赦释放的罪犯，都得到了妥当安置，开始了他们的新的生活。

　　大家知道，在这次特赦的罪犯中，有清朝末代皇帝以后又当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两次被推翻的皇帝，因为已表现改造成为新人，得到特赦，这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事。溥仪自述：“我的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100个死1000个死也抵不过来。”并且认为自己脑子已经僵硬，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但是在长期关押期间，经过改造教育，经过学习和到各地参观，溥仪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逐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了改恶从善的转变，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溥仪从3岁当了宣统皇帝，就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人间的大废物”。在关押期间，溥仪参加了劳动，还学会了一点技术。特赦以后，他要求去劳动，现在他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他向人们表示：“过去当皇帝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的溥仪是新生的，是党重新给了我生命。”

　　在特赦的战犯中，有原国民党军队的一批重要将领，他们过去反动得很，对人民犯了许多罪行。象这样一些人要改造过来，得到人民的宽恕，也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事情已经有了。比如这次特赦战犯之一的杜聿明，曾经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1949年1月，为人民解放军俘虏。当时的杜聿明，曾经拒绝改造，幻想美国和蒋介石会回来。通过教育改造，杜聿明慢慢地也表示明白了许多问题。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反动阶级和人民，孰恶孰善，何去何从，有了新的认识。他表示：“从良心上认罪忏悔，改恶从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未来的岁月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象杜聿明这样的人，过去是从来不劳动的，而且满身疾病。在改造思想的同时，人民政府治好了他的肺结核和风湿病。他在劳动中，还学会了一些园艺和修理机器的技术。特赦以后，他要求去人民公社生产劳动。

　　特赦的罪犯中有一批特务、土匪等反革命罪犯。广东省特赦罪犯刘国衡，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庐山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练，担任过特务组长，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1951年为人民政府逮捕，判刑12年。经过劳动改造，改恶从善，得到了特赦。云南省有一个特赦罪犯骆远奎，过去是作恶多端的土匪，在宣布特赦的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过去是个土匪，作了许多恶，毛主席的政策挽救了我。我过去的头脑里装的是反人民的思想，今天的头脑里装的是靠拢人民的思想；过去我的手是血淋淋的，今天我已成了四级钳工；过去我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今天学会了三角几何；过去身体瘦弱不会劳动，今天身强力壮学会了劳动。共产党毛主席是我再生的大恩人，这个恩情我永世难忘。”

　　特赦罪犯中还有好些旧社会的渣滓，惯盗、惯窃、流氓、骗子手。天津市特赦罪犯赵金铭，过去是著名的“黑钱大盗”，经过改造，现在变成了窑厂的技术工人。10年来，许多惯窃逐步改造成为劳动者，有的不仅不再偷窃，而且能够拾金不昧。有一个特赦的犯人，原来是花天酒地、游手浪荡、见财起意、无物不偷的人，经过劳动改造后，有了转变。有1次拾到100多块钱，自动地交给了失主。有人问他：“早先你偷钱惟恐偷不到手，现在为什么会拾到钱也不要呢？”他回答说：“过去不劳动，不知道钱来得不容易。现在知道了钱是辛辛苦苦劳动挣来的，人家丢了那么多钱，那会出多大差错呀！我过去为偷窃而犯罪，现在不能为拾了钱而让别人痛苦。”湖北省有个刑事罪犯，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根本厌恶劳动的，经过改造，特赦释放，回家第2天就下地劳动生产，后来还试制成一种小麦条播器，提高了劳动效率。群众看到他真正变了样了，大家说：“同样是两只手，没有改造前，给人民造下多大灾难；经过了改造，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

　　以上只是特赦罪犯中的几个典型事例，他们可以代表特赦罪犯的一般情况。当然还要对他们继续加强教育，进行改造。我们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新生的基础上，继续改造，不断进步。

　　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造好了为主要标准。我们这样做，是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完全合乎我们党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

　　对罪犯实行特赦，充分显示了我们国家的巩固和强盛，显示了党的政策的伟大成功。把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战犯改造成为新人，把特务土匪从破坏者改造成为建设者，把惯盗惯窃改造成为拾金不昧的人，把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在改造罪犯上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呢？这是因为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国家蒸蒸日上，人民觉悟日益提高，另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并且在改造工作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同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我们国家的政法机关，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历来实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罪犯以外，对于一切罪该惩办，甚至罪该处死、但还不是非杀不可的罪犯，仍采取改造的办法，把他们改造为新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类。改造罪犯也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在改造罪犯的工作中，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人类，劳动改造人类。改造罪犯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许多恶习，劳动是最好的办法。对于罪犯在劳动改造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彻底清除他们犯罪的思想根源。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洗脑筋”，其实，把脑筋里的恶浊东西洗去，装进一些善良的东西，即是说改造反动思想，接受进步思想，有何不好？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好事。不过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才能这样做，才一定能做好。

　　我们知道，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改造工作，决定的条件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广大人民群众又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迫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不能造反，他们只有接受改造才有出路。对罪犯的改造，是专政的一种形式，也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对于罪犯必须实行专政。只准他们有接受改造的自由，不准他们有拒绝改造的自由，对于少数抗拒改造甚至继续进行破坏的分子，还要加以惩办。这样做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对罪犯又给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不仅不虐待他们，还给他们以宽大的生活待遇，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有病的给以很好的治疗。而且不问罪犯本人有多大罪恶，人民政府并不株连没有参予犯罪活动的家属，让他们各安生业，有困难的还适当予以安置。党和国家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这样的仁至义尽的政策，不能不使得罪犯们为之感动。

　　我们对罪犯的改造工作，不仅由国家机关进行，而且广泛吸引全国人民群众来做。在改造工作中，我们的劳动改造工作机关，还组织犯人到各地参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先进工作者给罪犯做报告。邀请罪犯原籍的公社干部，来监所探望和检查罪犯改造情况。组织罪犯家属到劳改队参加座谈会，列席犯人评查会议，以及参观劳改队的情况等等。这样就使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罪犯家属在内）的支持和帮助。使罪犯在改造中，能够经常受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影响。罪犯看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进步得这样快，就迫使他们不能不老老实实地加紧改造自己。

　　我们对罪犯实行特赦，是在改造工作的胜利基础上进行的；同时，特赦又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发生积极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劳改犯人在特赦令公布以后，纷纷向政府写了决心书、保证书，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和生产指标，表示要加速改造自己。对罪犯的特赦，也进一步促使了隐藏、外逃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分化瓦解和投案自首。凡是决心抛弃反动立场投案自首的，或者在劳动改造中确实改恶从善的，一定会继续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宽大。如果他们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那也一定会受到国法的制裁。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正在改造的罪犯，以及在社会上监督改造的地、富、反、坏分子中，仍然有一小部分顽固得很，不愿意放弃反动思想，他们有机会还会要进行破坏。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继续派遣特务间谍进来。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继续加强专政，加强改造工作。

　　（载1960年4月10日《北京日报》署名：谢觉哉）

　　(1)这是谢觉哉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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