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讨论“智识阶级”的通信|王统照

关于讨论“智识阶级”的通信

　　泰然兄：

　　离京已旬日，今天偶而闲暇，且得了些新感触，便将下面的话，告诉与他。几年来尽力文化运动的结果虽然是有些一时的如火如荼的现象。就骨子里说，不能不令人起消极之思。罗素批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民族三弱点，（一）贪婪，（二）懦怯，（三）缺乏同情心。这在中国是一般的现象；但我以为非添上一条——即“懒惰”二字不可。惰性已深的民族，什么刺激都不愿受；且受之亦多甘心，即偶然有点反应的反动，那是微之亦微且限于一时的小小部分之内。令人可叹！惰性深了，不单是不能奋进；且反而退化。这等现象，若发生在毫无知识的阶级，远不足异。（其实恰得其反）那些也读报纸也讲文化的先生们，——社会上目之为知识阶级——其惰性的程度，确实令我们惊诧！我们是人，是社会上的人，自然打不破这个无形的圈子。但比较上我们平时是在一种特殊的团体以内朋友的谈话，学术的研究，团体事务的计划，但与那些畸形的社团少有接触的机会，所以还不深明其中的状态。及至偶一走出我们那种社会，偶而涉足到其他强可称之为畸形的社会里，便可见出他们惰性的程度如何。都是有职业的人，所得的报酬不一，所尽的劳力也不一，但他们总不愿意说是一个游民，谁也不愿意以此相称。

　　通俗哲学的传播，与改革教育，都应注全神于“传播”二字，因为要了解的人多了，运动才有效果。你对于此二点，虽没有说从哪里先下手，然因你说“通俗”，当然是不限定于智识阶级的了。智识阶级，固然要常常的去剌激他们，我还觉得对于一般普通民众，尤为要紧。激剌智识阶级的效力，充其量，不过得着他“赞成”二字。激刺民众使民众真彻悟了，他们能立即自决。我们决不宜轻视民众！他们现在虽被压服于“军阀”“政蠹”“改良社会主义者”等等之下，我相信不久他们会把身受者一一加诸施之者之身，——赤俄是个好例智识阶级惯欺民众懵懵，民众一旦“自觉”，智识阶级，自然是归于同化。

　　这几年来不是有人以为中国人好趋空疏多研哲学吗？其实哲学对于一般社会上的影响力与信仰力，确乎是不可忽视的。现在所谓智识阶级中惰性毒的根本所在，远是由于他们没有丝毫受到哲学上的感化的缘故。一个民族诚然有历史上及遗传下来的天性，但也不能便以此先天的遗传性为丝毫不可更改。就如印度是世界上公认为衰老的民族，然而在当代远有甘地的运动。犹太是早已为世界上指为疲弱无能的民族了，然欧战之后竟有完全犹太人组织的新国家出现。先天的社会的约束力（Force of Social Control）固然不能轻于脱掉，但以思想的转变，与环境的迫压与逼榨，总可以使无论何等民族，有再生之机会。但这里却有一要紧关头，即就信仰的能力大小的问题。

　　泰然，我告诉你以上的情形，与我的见解，我实在并不想在此中求结论作文章，只是心有所感故作笔谈。虽如此说，我心中却深长的忧思！以为这的确是个对于文化运动的前途所可恐俱的一种普遍而易为人轻视的障碍。他们知而不能改，进而不能努力，只是以悠悠浮浮的态度，对待一切的事物，本来都不是没有智识的人，却连学理浅近的杂志书报，也不愿看。无论何事，是漠视的不能激动。其感情上的奋发；也不能获得纯理性上的判断，就凭这样下去，单任几个人努力的作，喊，说，不要大多数伏在沉重的古时诸神的偶像下的平民听不见说不懂；即对于智识阶级的人——固然也有例外——也不生效力。从前还听见他们愿意读点新书报，说点新主张，姑勿论真有所得与否，还是个较好的趋向。规在人人只是这样的消沉下去，不令人可叹吗！虽然这仍是遗传的思想与不良的环境误了他们，他们又何能单独负此责任。

　　泰然！这不过是在灯下的闲谈罢了，其实那些智识阶级的大多数，他们并不及此，可怜这还是代表这个“文明古国”的一时代的优秀分子呵。但我们却是打不破这片热心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何等力量。然而这些人到底不觉悟，更何必说那些无数的懵懂的民众！

　　此语颇似消极，但弟目前思想，虽有时有失望过度之处，然终想尽此青年的力量，以贡诸社会。如兄所见弟当无异词，其实与弟前书皆为异途同趋。弟亦何尝不日日想从民众的全体觉悟为入手之处，因目击视一般智识阶级尚且如是，故不禁言之生慨。

　　根本的要义，我以为还是努力于通俗哲学——虽然这个名词似乎有点新颖——的传播。因为他们对于此一点并不是绝不能吸纳的，他们并不是不能绝无觉悟的。我所以主张多传布点普通哲学的概念，到他们脑子中，是要将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提高，要将他们的思域扩大，使之得到一种新的澄澈的感觉，建筑共信仰力的基础，努力作一个时代中的人。这并不需用高深的学理；也并不需将讲学的精神来指导他们，只须用各种方法，将普通哲学的概念。使之了解即可。

　　智识阶级中人，教育也受过，什么名词似乎也记得，什么主义似乎也知道，却是什么事都不愿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他未尝不觉得腻烦，但是他又以为非此不乐。果真是乐吗。他们自己也答不出来。又有些人起初也在那里发愤自强，也不是吝惜金钱不肯买书，但是他久而久之，也渐渐堕落下去。一齐“恶化”了。尤其可悲痛的：平素最钦佩认为最有希望的人，眼看他一天一天的“恶化”；并且他们奸贼险狠，比“军阀”“政蠹”还要厉害！

　　散他耶纳何尝不承认娱乐正是辅助工作的好法子，但游戏亦自有游戏的方法与道理。实在中国人多数还不知什么是娱乐的本义，况且所谓智识阶级，那种被惰性催迫成的无聊的举动，试问他们自己何尝是不赋烦呢。所谓习与性成，便虚掷良时而不能获得一点的真正的娱乐的趣味。

　　按照社会学上的说法，以一群中所造成的观念和心理，即直接影响到一群中的事业及活动。但所谓事业活动，原是无定型的，全以一群中的心理着重于某一方面，即可以此无形的潜力，支配此一群的事业与活动向某一方面发展。这是一定不可移易的道理。今日中国的一般智识阶级，是受甚么心理的潜力所支配？说来原因很复杂，说是惰性固然，但远是肤浅的形象上的事，至其真正的潜因，据我所见还是受约制于能知而不能觉（Concived but unperceive）的旧病上，即是对于新观念的信仰力的薄弱。因为他们虽然大多数没有专门的学识，然对于普通的教育总是明白而且受过的。

　　虽不能纯粹去研究学术，发明事务，而对于普通的伦理上与论理上的问题，总是还能够有明晰的判断的。不过虽有这些可以凭藉着向前力行的工具，而他们知而不觉，且明知而故违，遂至以赌博的费时伤身，作无谓的谑谈的喋喋。如果能稍将一半的工力移出，也可以研究学问，也可以忠于所业。这些事固然算不了大不了的事，但惰性是日积日甚的，结果所及，则不特己知者不能觉，且往后反将日失其所新知的，那末不是对于前途很危险吗。我并不是主张人们不可消闲之时；也不是必须孜孜终日的劳力劳心。然娱乐与工作，是要分得很清楚的，并且使之可以有调剂的能力的。散他耶纳（George Santoyana）有几句话是：

　　我的所见，你以为如何。近来生活想甚安定。此非论学术之文，一气所书，不顾讹误。当不以为多事呵。

　　T. C. 上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济南

　　我由这几点着想，确相信性是“善”的，其所以“恶”到不可收拾，与“性”的本来还是无关。我们要“培善本”，自然是要“去恶根”；但是“恶根”终未能去，确也是“善本”未立之故，这两点循环无端，露骨的话，还是受了“生活”的拘束。“军阀”，“政蠹”，“改良社会主义者”！他们好像是不为“生活”限制，好像是在那里为民众谋幸福。其实他们并没有这种心肠，就是有这种思想，也是根本错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人”，不知道“民众”也是“人”；不知道“自觉”，而专想“觉人”。他们不知道“觉”怎么解？结果更堕入一层地狱。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乃是说：“自觉”而“他”亦“自觉”，只是要人人“自觉”，何尝是要人去“觉他”呢？我们只要把这一点——生活明白了，由它产生的一切罪恶，也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我时常想：都是一样的人，都知道“人不求人一般大”的可贵，又都知道“在他屋檐下，谁敢不低头”的可耻。谁不愿意“不求人”？谁又愿意“在他屋檐下”？其所以不得“可贵”而得“可耻”的，也就是受了由历史上沿为习惯的“迟缓律”支配的原故。柏拉图说：“人之本初，与天同体。……既被形气，遂迷本来”。他所说：“与天同体”，就是“性善”；“遂迷本来”，就是“性恶”。不能向“善”，与甘愿为“恶”，都是由于“惰性”养成的。现在一般自命彻底觉悟的智识阶级——不专限于中国——倒转方向，不敢说“民主革命”，采取“调和手段”与“改良主义”；也就是受了“考虑”的影响。

　　我们不敢说怎样去深重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偶然想到的以为我们对于将来的攻毒与给他们以光明的方法，不能不撇开枝叶，另求根本上锋利而切实的方法。

　　得复书阅之再三，所言沉痛，使我起无量的感想。我前书所谓觉醒智识阶级，明知他们甘心作醉里的生活，甘心作不生不死的迷梦，即费尽力量未必有何效果。我因为一时思及，一般智识阶级，往往自号为先知先觉者尚复如是，蚩蚩民众智识思想，两俱无一，欲在短期中用宣传与教育的力量则“俟河之清寿几何”？况在此时，并步而行，尚虞在后，人百步而吾五十，安有余暇，得以从容步趋！所以弟前书失望于一般智识阶级者良由此故。但彼辈不自觉悟，尚需藉人提撕呼号，亦恐终如兄所虑，事倍功半。完全的由下而上的运动，虽费力大而确是治本之策。无如今之青年，都日沉迷于嗜欲——广义的——之中，孰肯真心担此重任。经此几年之试验，青年之弱点随在暴露，岂不昭然，弟有时深思此等现象，亦直觉此扰扰之世界，尽人力所及，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理想之境地，将终不能现示。

　　其次，则大家须起来从事改新教育，及打破社会中传统的思想，以为改造他们的环境的助力。但在此时，不用强烈的奋兴剂是不能治此沉疴的。所有激刺感动提醒的力量愈重愈好愈急剧愈易见效。

　　你于罗素批评我们“文明古国”的民族三弱点之外，更加上“懒惰”二字，确是不磨之论。去年我听见麦克乐也曾说过：中国人对于无论任何事情，总是说：“没有法子？”“怎么办？”“差不多。”这也就是我们“文明古国”大民族“苟且偷安”的铁证。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见些什么人，无一处不觉得是死气沉沉。智识阶级，在先还微动一动，中间就不像从前那样发奋为雄，现在竟有许多人专藉人家的反动，与自己的混谈；作为敲门砖；作为钻营的捷径，等而下之，更是不足说了。我们原先常说：五四运动，成就好些人才。刚刚几年工夫，就堕落到这个样子，岂但文化前途的障碍，简直是心死是表征，国亡的征兆！凡此等等罪恶，都是由于没有找着新信仰，昧于正确的人生观；而又深受遗传思想的束缚，与黑暗环境压迫；遂致积渐养成这种牢不可破的潜因，终久宛转于“懒惰”支配之下。如此层层相因，真不知要糟到什么境地。

　　你主张传播“通俗哲学”，我是很赞同的。不过一般智识阶级，也许有识我们“迂腐”，“劳而无功”的，但是我们不能再“考虑”了，还是努力干我们的。改新教育，尤为切要之图。“教育的真义是这的样吗”？我想一般头脑稍为清楚点的人，都会发这个疑问。你以为我们没有多大力，但是我们还要积极的干。胡适之所谓：“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只要多有些人“反省”，“难为情”，“不好过”，大家自然要起来，另找一种适当的生活的。——因为我始终承认人性是“善”的，无论何人，都是能“自觉”的。理论上固然如此，但又因深受传统思想潜因支配民众，为当前“生活”所挟制，仍不能奋起自决。我以为是不足虑的，我们只求他们明白我们出于“真诚”，不是“虚伪”“欺诈”。将来实行我们的主张时，他们不至误会，与我们反抗，就是顶大的力量。

　　但实际上，又有什么分别。我记得一篇近来的小说大意说：“聚在茶馆的吃茶人，慢慢地吸着香烟，磕着瓜子，无谓的絮谈，没有完结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这样去消磨一天的光阴，也从他们的天性中，觉得乏味而且厌烦。但不这样呢就觉得没法子过去这一日……”这正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智识阶级的普遍现象。我常听见他们说；“我们作什么呢？任何事也不愿作。……玩吧……可是也有点不愿意”。类如此等的话，真是他们由衷而来的供书。他们习惯于惰性的支配力之下，游眺的闲逛，喋喋而强打精神的谑谈，是他们不甚愿而不能不作的功课。他们没有一定的意识上的信念；没有统驭己身的理性上的势力；没有前进的志趣，没有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的兴趣，他们以为一切尽同游戏。以为时间原是无聊的，可以尽量的糟蹋。总之：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人生观，所以最少精神力的统制与范围。

　　不过我想：凡想着改革这个庞大的中国社会的全体者，可于此得一良好的教训。

　　一般懵懵的民众，完全不知道信仰，我们暂时不说；至于他们——智识阶级，对于新信仰，不但知道，而且觉得？他们偏偏不能打破传统的思想，偏偏还要向死路上走。我们不能不说是他自己信仰能力薄弱。然信仰力薄弱之原因，又是受了当前黑暗环境的压迫，使他们不敢走向光明路上去。——因为他们一旦为宣传正谊而奋斗，恶社会就马上不承认他们，他们自己虽是奋不顾身，却要考虑到他们的家庭——父，母，妻，子……身上去，等他们考虑得几番之后，原先的热度，几至降在冰点以下。“考虑”，就是几千年的劣根性，是“懒惰”的总原因。

　　“民众”两个字，要认得清楚。“军阀”“政蠹”“学者”，“官吏”等等都不是民众，——他们能“自觉”才算是民众，所谓真正的民众，就是他们的所称为：“恶衣恶食以事其上者”之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我们先下手的地方。

　　泰然

　　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北京

　　We no longer mean by work all that is done usefully, but only what is done unwillingly and be the spur of recessity. But play we are designa-ting, no longer what is done fruitlessly, but whatever is done spontaneous-ly and for its own sake, whether it have or not an ulterior utility. Play ia the sense, may be our must useful occupation. So far would a gradual adoptation to the enviornment be from moking this play obsolete, that it would tend to all universal.

　　T. C.兄：“修茸主义”不行了，“根本推翻”的时候到了，“摩顶放踵”肯大牺牲的人没有了。同志们须把担子担起，用极猛烈的奋兴剂，惊醒他们的长梦。

　　T. C. 兄：

　　日来忙乱不暇长书。匆匆复上，再谈。

　　T. C.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晨光》第一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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