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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毛诗复古录》(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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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君臣之交泰，朋友之丽泽，必托诸男女而作此歌？郑笺上说：“女德贞静，然后可畜美色，然后可安，又能服从待待礼而动，自防如城隅，故可爱也。”这些话，不但文理有难通处；即其主张也是完全的女性压抑论。而吴氏的注解则更可笑。他说：“毛谓城隅，以言高不可逾。据考工记天子城隅高九雉；公七雉；侯伯五雉，上有罘罳之。”无端引证考工记，以证实城墙，其高难喻。难道这也是以比君臣朋友的交泰，与丽泽吗？这篇之为男女恋歌由男子作者明甚。曲为之解，以致本来是男女的真情作品，却被吴氏轻轻改为“托诸男女”。难道一部《诗经》里，就是止许有君臣朋友，而不许有男女的交感吗？同一用意。又可于氓篇上他的评语见出。 “女有自卫，而失其人，卒为所弃，因作歌以输其愤。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录之。” “而失其人，卒为所弃，”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添上“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录之？”足以反证；若非有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就不在被录之列了。那末；诗经不全是教训的韵文吗？在吴氏以前，即力遵郑孔笺疏的范围内的说诗者，其理由无论如何不充，注解无论如何勉强，当少有作此等支离大胆的释义。而吴氏以礼释诗，遂至不顾事实，厚诬当时作者如此。又如吴氏解匏有苦叶，谓为：“惟礼可以止乱，可以防淫，涉乱世之末流，岂宜妄出。因作是歌以警世，或即上德行之贤所作。”此则更不知所云；也可说简直此解与此诗无一毫关系。毛诗本义谓为“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这种说法。其正确与否不论，然而还是就题牵义。 而吴氏所谓：“涉乱世之末流，岂宜妄出，”所谓：“或即上德行之贤所作”，乃离题太远，不成话说。此诗据现在看去，亦为民间恋歌中带有讽诫性知。如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如：“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等句，皆可看得出。吴氏解“雉鸣求其牡，”是“雌雉鸣有求合其牡者。雉性最喜杂，与蛇交则生蛟，谓斥宣姜淫行近之。”在春秋时，曾见说过蛟否，以我读书之少，实不敢妄断定。况且诗中引雉作求偶的解者不一其处。如“雄雉于飞”，则也可说此“雉”为淫吗。 又如女曰鸡鸣章，吴氏谓：“妇主酒食，能戏其夫，以学艺亲贤，而作是歌，可谓贤矣。”据毛诗则谓为：“女曰鸡鸣，刺不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悦德以好色也。”毛诗的无根，自不必言，而吴迷信古说，女子是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的，便以此诗为妇女劝其夫学艺亲贤。然通篇惟有女曰，……士曰……两句，其余皆不能见出全是女子一面的口语，即假定为女子所说，“与子宜之，与子偕老，”这不过是夫妇间的互相爱重的话，由“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两句上，确能表现出一个很和乐安闲的小家庭的生活来。何至如吴注“琴瑟在御二句，谓拼扫清洁，令弦歌学道！”这不但是曲解；而且太煞风景了。明明以琴瑟比男女，诗经第一篇关雎上，已经说过。吴氏又解为学道，无论古人断断不皆是吃两庑冷猪肉的好德如好色的圣贤，而用“学道”二字，不也太负却那时诗人的心吗？郑笺上说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二句，“此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同一头巾气过重了。其实这篇诗，正足见出夫妇之爱的家庭间的谈话。因为那时的士人，大夫，都最会射而佩玉所以有“将翱将翔，弋鸟与雁，”及“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等句。 这等误解，尚为轻者，尤令人发笑的，是吴氏解青青子衿篇。他说这是“卿大夫之子弟，随世子入小学，在公宫之左，师氏教之，谓之门子。当时有废学者，因作是歌以警之。”“门子”，不知古时有这个名词否？我也不敢妄断。即如吴氏的注解，而“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等句，将如何讲法？吴引尔雅悠，训思，但不知第二个“悠”字怎说？两个思字作叠字讲，恐怕不能讲得过去。他又说：“纵我不往教，子宁不嗣其音，言当嗣其学诗学礼之家，为将来世袭计。”原文为“纵我不往，”如何平空多添上一“教”字在下面？而“子宁不嗣音，”解为将来世袭，即当嗣其学诗学礼之家，其荒谬一至如此，难道当时那些青青子衿？即如其言，有了门子的资格，学礼学诗，仅仅为将来世袭之计吗？马瑞辰解此二句，曾有：“按往来，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回一迂解。况下边明明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话我恐怕那些师氏们，不见得如此热心待那些挑达的青年子弟。“城阙”二字，本来即城缺处，为诸侯筑城阙其南面之意。吴氏却用了好多的字，解此二字，他说： “在城阙兮，城门内为库门；库门内为雉门；雉门一名南门，凡城隅上必有罘罳，雉门左右有两观双阙。小学在公宫之左，即库门左。犹天子以皇门左为小学，世子在焉。皇门右师氏居之，教王子及国子。谓小学在城关交界间。” 难得他竟考查得如此详悉。结果无非证明青青子衿，确是当时的学校子弟。吴氏这部书中，如此曲证的地方非常的多。如枤杜一篇，明明是征人由戌役中归来，久苦于战伐，今得安享家室的快乐而作的。吴氏偏解为新讲，以为是：“凡卿大夫子弟，选入士庶子班者，挑其嫡子为舆司马；诸子为行司马。其父兄皆见在王朝，所以有忧我父母之言，作此以劳其佐领等。”不过因为此诗中有“忧我父母”一句，即引经据典，说了好多不相干的话。如青青子衿的解释，同一穿凿附会。青青子衿，可以断定是篇爱而不见的恋歌。如“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等话，明白显然为男女相悦相思的话，都被吴先生解错了。即如毛诗小序指此篇为“刺学校废也”，虽说也于辞意两俱相妨，但还强为之解；若吴氏的解释，则愈去愈远了。 其实毛诗的郑笺中释“子宁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说：“韩诗作诒，诒寄也。曾不传声问我，以恩责其忘己。”然即作“寄”字解，为甚么不能用之于两性之间？如静女篇中：“贻我彤管”，此贻字与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证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孔疏引的正义话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记文由其须友，以如此故思之甚。”这些话哪句不是生吞活剥的解释。而吴氏愈求返古，则去古愈远，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诗家影响呢。 同例当有葛屦诗。吴氏释此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礼，以节俭为尚，令贪者亦易于举行，恐有以俭为耻者，作是诗以箴之。”由此段释文，可见出吴氏处处以“礼”解诗的方法，而其谬处，即随其方法而发见。按魏风尚俭，自是不诬的议论。如左传上季扎说：“美哉飒飒乎，大而婉，俭而易行”是赞美魏风的话。但此必非专指昏礼而言，谁也可看得出。吴氏引用冠昏礼；夏用葛屦，冬作皮屦，以为与事实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谓“掺掺女手”二名，谓自作行嫁之服，尤属无根之言。又谓：“嫁者称好人，犹娶者称作良人”，更属勉强。最古时称良人，已不必专指男子，而嫁女称好人，却未曾见说过。 吴氏的解，多属此类，尤以注解诗经中国风的部分的诗为多。他以“礼”说诗，便强诗就“礼”。因之将那些抒情，发愤，活泼的韵文，都牵扯到与“礼”有关。而此诗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狭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为就事论事的妥当。后来还有人以此诗指为讽魏王的，亦属牵就。此诗的正解，大都不外缝衣女子，或是当时诗人的作品。所谓女手缝裳，只为好人之服罢了。而一结已可见出肉食者的无用来。贫女不过辛苦劳力，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发露无余。据我看解此诗者，还以姜氏广义所说，为比较的妥当。 “风人从无说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诗明言之以俭本美德，原无可刺；俭而太过，至于褊急，则不能无讥矣。诗人之意，正使后世骄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诗为口实也。” 但这段话，虽有其见地，而我以为此诗，诗人所以从无说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诗的艺术高巧处。虽不能说她是有近代写实文学的风格，但诗中所用的“可以缝裳”，“惟是褊心，是以为棘”等话，真是富有讽刺性的文学作品。“好人”二字，在此诗中最易误解。胡承珙说：“案古亦有美人佳人为男子之称者，然美与佳本有大训，此好人只当作容好解。”而方言云“自关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是也。北方常谓人面貌美丽，为“长得好，”是句极通行的句俗话，也可为胡说的证明。历来解此诗者，比较还是胡说为较可凭信。而吴氏乃说到昏礼上去，所谓终是走不出圈子的话，终是为他自己的主见所蒙蔽了。 以上略举几条，已可证明吴说的支离牵强。而何以此等错点，在国风中独多，而大小雅及颂中还少些呢？因为大小雅，多叙鬼神，祭享，及特聘往来，与一国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诸事的为多。而周颂，鲁颂，则祭神，谈政的为多，所以吴氏不但解此等诗错点较少，且他根据古书，还时有发明之处。而诸风内，小诗多；抒情的诗尤多，劳人思归，感怀，借物兴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而吴氏仍然纯以说礼读教的目光去批评，解释，那便不会有许多恰当的地方。毛诗原序多不可信，而郑笺误于前，孔疏误于后吴氏更力求复古，佐以礼乐的证据，其结果，解风诗乃至大失败的一步。 我当想从前的经生研究尚书礼记等书，还可多可观之处，至于《左传》等书，已经非他们卑狭的思想所易了然贯彻。诗经是部专门文学的书易经是部古代哲学的书，他们虽然考据引证，终是少有搔着痒处的吴氏努力治诗若干年甚在七十岁上，才写定，尚有此等大错的地方，也足以证明我的话了。总之：吴氏解诗虽时时独创新解，——新解误否且不论——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脱前人的范围；不但不脱前人的范围，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渊去，比别人为深些。他必是位极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老先生，所以将风中那好多的恋歌，都很费苦心的去给它们另装换上了一付道德礼教的面具。除上叙几条之外，如鸡既鸣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苌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违于郑笺、孔疏的解说的界限；一面又时时由礼仪及事实上，自出其见地。但同一的结果，都是将些小诗歌，变为教训论了。 以上所说，也还多略而不详之处，然已经可见此书的内容与价值，我相信无论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潜心有恒地去研究一桩事，去著作一部书，即错点甚多，总不能没有一部分可取之处。吴氏固然是囿于偏见，但他的音韵的考证与地理上的位置，却不能不说是无一点是处。如其证明豳风乃周公居东在豳邱时所作的诗，而非公刘的豳。魏乃入晋以后的魏，桧乃入郑后的桧。这些发明，颇有其充足的理由。再则在大雅及周颂内，所说明祭仪的礼节，及乐奏的次序，虽也有博采前人的话，而大体引证，得还惬人意。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没的。所以他最好是专作考证与训诂的工夫，则对诗经的贡献，还好些，而他的失败之处，只是被一个“礼”字欺惑，且拘束住了。他有时不信毛诗的序言，但他的注释，却大部分是从毛序中推演出来的。毛序在今日看来，已经不能定说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为汉人的伪作，恐怕是不可掩却的事实。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过于武断的话。数千年后，又遇见好古的吴懋清，且过于信古了；以“礼”而求诗的复古，依违毛序，更加曲文牵就，遂将国风中大部分的好诗，错为注解。吴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说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遗误了他自己。 一部中国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学书，可惜自古屈服在太过于讲礼教的先生们的笔下，遂致使得后来读诗人，逃不出他们注释的范围。他们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详述禽兽草木之名，与考订当时的风俗，礼仪等等。很少有人当它作一种纯文学去研究。在情感与艺术方面，加以评论，所以愈到后来，不过将这部古文学书，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时的风俗史，及礼乐的根据书罢了。文学的价值如何，没有几个人能见的到说的出。而最大最普通的误解，即以此书是种教训的韵文集。处处不能忘了温柔敦厚，处处不能失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思无邪的标准，皆以古之人为理学派的圣人贤人，所以评注《诗经》的，都是先存了一个理想的事实与人格的模型，然后从诗中去强添扯上，以合于自己被束缚下的理性的观念中的事实与人格的模型。而吴懋清氏即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者。 我们现在虽在旧籍中发现与搜求出它的真面目来，固然不可居心立异强古人的理想见地，以强合于今日；但好好的书籍，为注释家的主观所蒙蔽过的，我们却不可不将这等假的面具为之卸下。但若施以消极的批评，尚不如掘发出旧日著书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处。如吴懋清的毛诗复古录，的确是中了“礼”字的毒，以为圣人删诗，不当存非礼之作。因此他以为不但桑中等诗，是有深重的教训意味，并且将鸡鸣等诗，亦曲解为与齐家治国的“礼”攸关。这可以见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这部书是为的甚么了。 我对于这部书，本还发现出许多不合之处，但以时间关系，不暇详说。如上所叙，已可使未见此书的，得到一种概括的观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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