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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白话与用国音


  步陶兄:

  老兄这封信里第二段的话,我句句都赞成。内中“个个人都能够从书报里……都容易下手了”几句话,尤为不刊之名论。现在的中国人的脑子,实在可怜:不是挨饿没得吃,就是吃日子搁久的臭鱼烂肉,再不然,就拿漏脯酖酒来充饥。你想,这样办法,不是饿死,就是毒死,所以用现在的语言来做书办报,把二十世纪的人类应有的知识一件一件写将出来,救救他们的脑子,真是“功德无量”的事。至于我主张废汉文,虽然明明知道不是旦暮间就做得到的事,但我总觉得“人定可以胜天”。世界上一切事情,我想到了,就该说,就该尽我之力做他几分。若说“汉文废灭不知当在何时”,我以为这事本无一定。如其大家都觉得汉文不适用,都来鼓吹废灭的话,则数十年间,即可废去。如其人人意存观望,或以为不当灭,则其命运虽再延五百年,亦是意中之事。所以我以为废灭之办得到,办不到,全在人为,不能靠着自然。老兄说我“是最激烈的文学革命者”。我看了这话,真是惭愧得很。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年的腐败教育,新的知识半点也没有,老兄和我是老同学,必定深知我的历史,何以竟加了我这样一个好头衔呢?我的讲文学革命,和胡适之、周启明、刘半农、陈独秀诸公真懂得新文学的,其观念完全不同。我是因为自己受旧学之害者几及二十年,现在良心发现,不忍使今之青年再堕此陷阱,只因自己是过来人,故于此中之害知之较悉,于是常常在《新青年》空白的地方,用不雅驯的文笔,发几句极浅薄的议论。虽然要竭力摆脱古文的句调,顽旧的议论,究因陷溺太深,所以“乌烟瘴气”、“古今中外”的议论,终不免时时流露。连“稳健的新党”还是远赶不上,还说什么“激烈”呢?至来信第三段所谓“新的太新,旧的太旧”,这话我却不敢赞同。中国现在以两种人为最多:一种是僵尸相的旧人,一种是半死半活、不死不活、似死似活的“折衷派”。真的新人,恐怕是很少很少。“新”既很少,则更无“太”之可言。外面的人看了《新青年》和《新潮》……这类杂志,以为这是新人的新言论了。殊不知这些新人,都和“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样,所以无论怎样,这旧气总是洗涤不尽。一些旧污也不染的新人,只能希望小学校的学生。但是也还不敢担保,说他们真能不染一些旧污。现在姑且说几句乐观的话,则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点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至于我们自己,处在这种二十世纪欧洲大战以后的新时代,趁此脑筋尚未完全陈腐的时候,应该赶紧把身上背着的廿四部《相斫书》、《民贼家谱》里的黑暗旧道理尽力抛弃,对于现在已经渐发曙光的进化真理尽力赶上去研究。千万不要疑心他太新,“心中恍惚起来”!我们应该知道,人家的学问,道德,知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步陶!我们是老同学,我所以对你说这几句不客气的话,你大概不至于见怪罢。

  弟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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