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6)_钱玄同

十六

　　至于《说文序》所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及《汉志》所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这一件事，必是刘歆所伪托，其不可信之点有四：

　　（1）我们知道《仓颉篇》是西汉时闾里书师所编以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所录，都是汉代通行的文字。这种学童必识之字，何以竟至无人能懂，而必特别征求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来解决？

　　（2）《仓颉篇》一书，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既据之以作《凡将篇》，元帝时的史游又据之以作《急就篇》，成帝时的李长又据之以作《元尚篇》。可见终西汉之世，大家都把它看做一部极平凡的书，人人可以利用它的字来改编新本。何以单单在武帝后与元帝前之宣帝时，它忽然变成艰深古奥之书，只有这位“无名氏”的齐人能够了解？

　　（3）《仓颉篇》是西汉的书，其时只有今文经，其训诂必与今文经相合而与古文经无关。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既是宣帝时人，亦必仅知今文经而不知有所谓古文经。但是经他传于张敞，敞又传于其外孙杜业，业又传于其子杜林，林为传“漆书《古文尚书》”之人，是一个纯粹的古文经师，他所作《仓颉训纂》和《仓颉故》，必是古文说而非今文说。试问古文说与这位齐人有何渊源？

　　（4）《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乃经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数传而至爰礼，忽然增加许多古文字，被杨雄收入《训纂篇》。试问这些古文字从何而来？如说是这位齐人所传，则宣帝之世只有今文经，何以会有古文字？如就是爰礼所增加的，则与这位齐人何涉？

　　所以这位“无名氏”的齐人，也与“毛公”一样，无是公而已，乌有先生而已。刘歆要说《仓颉篇》中有古文字，有古文训诂，宣帝时就有这位齐人能通之，正与说“司马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一样，其实并无那么一回事。

　　康氏对于“程邈作隶书，施之于徒隶”之说也不信，他说：

　　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

　　他又说：

　　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

　　这两段话，真是颠扑不破之名论。王国维氏疑“史籀”非人名，说：

　　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书”犹言“太史读书”。汉人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者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史籀篇叙录》）

　　王氏此说，极为有见，可以作康氏“古无‘籀’名”的说明。“篆”字《说文》训为“引书”，《段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那么，“篆”字之义就是“写字”；窃谓“大篆”、“小篆”，犹今言“大写”、“小写”耳。康氏文中又列举从“石鼓”到“魏碑”，就是从大篆到楷书，都是自然渐变，证明它们决非一人改造，实足以摧破二千年来“某人作某书”种种不根之谈。

　　但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刘歆伪造的古文，今尚可窃见一斑，《魏三体石经》中之“古文”一体是也。《说文》中明说为“古文”者，必有大多数的字出于古文经，即《说文》之“正篆”中亦必有许多古文经中之字。此外如《汗简》、《古文四声韵》、《隶古定尚书》（存《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盘庚》上中下、《说合》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顾命》诸篇，罗振玉均有影印本），《书古文训》，这些书中也保存刘歆的古文字不少。拿它们来和尊彝铭文相较，大不相同：实因尊彝铭文是周代的真古字，而古文经中所用的字则是刘歆的伪古字。我以为要打倒刘歆的伪古字，尊彝铭文实在是最有效的武器。岂可反认尊彝铭文为伪字，而拿它来与刘歆的伪古字混为一谈！至于康氏所举的杨慎伪撰的《峋嵝》之碑，梦英伪作的《垂露》诸体，“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这些固然都是伪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哪里有丝毫像真的尊彝铭文呢？

　　刘歆写古文经所用的“古文”，王氏曾考明其来源，极为精确。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后所作），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又说：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喝；兵器，货币，则几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同上）

　　又说：

　　余谓欲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同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同上）

　　王氏这几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

　　（1）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

　　（3）这种文字的字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

　　根据这三件事实，更可证实“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之确为伪造，足为康氏考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盖刘歆伪造古经，当然要用古字来写。但他那时甲骨固未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时必尚有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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