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7)_钱玄同

十七

　　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拿这种“古文”来写了。康氏对于伪经，举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诸端，无不知之明而辨之精。但美犹有憾，即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故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伪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反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但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太小，他是决不敢“疑古”、“惑经”的，所以有那么明确的好证据，他还要说“世人……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这样一句话，这实在太可惜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或曰：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曰：不然。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澂用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岂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尚书》，宋之《书古文训》，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些书中的“古文”，便可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康氏辨《汉志》的《小学家》，还有一点也是错的，他说：

　　《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

　　这却冤枉刘歆了。《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是汉代学校诵习的科目，故七略中把它们专列为一略，与今古文问题并无关系；即使今文家来编书目，也要这样排列的。这一点也是王国维氏所发见的，他说：

　　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论衡·自纪篇》：“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换。”《后汉书·皇后纪》：“郑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汉魏传士考》）

　　案：王氏此论，发前人所未发，前人研究《汉书·艺文志》最有心得者为宋之郑樵及清之章学诚，皆未见到此点。我以为王氏所见，极为精核，惟文中提及《尔雅》，则我不以为然。我虽不主张康氏的“《尔雅》为刘歆所伪作”之说，但认为其书厕于《六艺》之林，则实始于刘歆，且其中亦实有刘歆增窜之部分（说见前），在刘歆以前，并非学校诵习之书也。吾友余季豫（嘉锡）先生亦极以王氏所论为是，但又有匡正之处，他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有信给我，说：

　　王静安先生论《六艺略》语，援据精博。惟其以今世学制相譬况，以为《小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中学科目，《六艺》则大学科目。鄙意于此尚有所疑。盖大学，小学，为汉世所固有，不必以今制相况；而中学，则遍考群书，当时并无名目。大抵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至《论语》则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无意升学者，此书可不读，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此为弟所考与静安先生不同之处，证据亦甚多。最强有力者，莫如崔寔《四民月令》（见《齐民要术》及《玉烛宝典》），明以《孝经》、《论语》、《篇章》（原注：六甲，九九，《急就》，《三苍》）同为幼童入小学所读之书。故窃以王先生说为未安。

　　案：余氏此论更精。观此，可知《小学》在汉代学校中实为人人必修之科目，就教育上说，其重要尚远过于专经也。

　　我所见到的《新学伪经考》中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都说完了。

　　（V）

　　古文经自康氏此书出世，先师崔君继之而作《史记探源》与《春秋复始》等书，张西堂氏又继之而作《谷梁真伪考》，伪证昭昭，无可抵赖，其为伪经，已成定谳矣。今文经对于古文经而言，固然是真经。但今文实为周秦间儒生集合而成之书，西汉时尚有加入之篇（如《泰誓》与《说卦》等）。今文经：《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分为十八章。这其中，有真为古代的史实，有儒家托古的伪史，有真为孔子的思想，有后儒托于孔子的思想，有全真之书，有全伪之书，有真书之中羼入伪篇的，有书虽真而不免有阙文、误字、错简的。凡此种种，皆应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自唐中叶以来，常有人做，如王柏之于《诗》，刘知几之于《书》，姚际恒、毛奇龄、崔述诸人之于《礼》，欧阳修、叶适、崔述诸人之于《易传》，啖助、赵匡、陆淳、刘敞、孙觉诸人之于《春秋》，崔述之于《论语》，姚际恒、杨椿之于《孝经》，皆能独具只眼，从事疑辨；但成绩还不甚好，比阎若璩之辨晋《古文尚书》与康有为之辨汉古文经，尚犹不逮。今人如刘节之辨《洪范》，顾颉刚之辨《尧典》、《禹贡》，李镜池之辨《易经》与《易传》等等，其方法、材料、眼光，都突过前人。照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必有极丰穰之收获，这是我敢断言的。

　　我这篇序，意在专论康氏所辨之是非，故仍以辨古文经为主；虽偶有辨今文经的话，不过是涉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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