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5)_钱玄同

十五

　　（ㄫ）《尔雅》

　　康氏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古书》、《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详下），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者，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我以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们增益的部分；但康氏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窃疑此书当是秦汉时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清《四库提要》说：

　　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

　　此论最确。据我看来，《释亲》至《释畜》十六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们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们所增益的。

　　（ㄏ）《小学》

　　康氏之辨《小学》，甚多特见。他说：

　　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

　　案：王国维氏以大篆为秦文，说：

　　《史籀》一书殆出……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史籀篇叙录》）

　　其说甚确。他又说：

　　班固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亦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

，奓，𠟭，意”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取诸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同上）

　　看王氏这一段话，足证小篆即是大篆，但有一小部分字笔画稍有省变，自战国时已然。及秦并六国，以小篆统一文字，颁行天下；因文字之用日广，于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再把小篆的笔画渐渐省变，以趋约易，即所谓西汉之“隶书”是也。故秦汉文字有大篆、小篆、隶书之异体，实与现行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之异体相同。康氏谓“《史籀篇》为汉今文之祖”，这是很对的。

　　康氏又说：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仓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仓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仓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仓颉篇》，本合《仓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案，当云一百二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案，当云六千一百二十字），骤增两倍之数。《仓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仓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案，此语有误，辨三章，见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康氏这段话分别今文经的真字与古文经的伪字，大体不错。但尚嫌疏略，今再申言之。大篆、小篆、隶书是一种文字，故《史籀》、《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这五部书一线相承，这里面的文字，是秦汉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经中所用的字，但今文经中之字未必全备于其中。及刘歆造古文经，杂取六国讹别简率之异形文字（详下）写之，伪称“古文”，以与当时通行的文字立异。《汉书·平帝纪》：

　　（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又《王莽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纲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这两段记载是一件事（纪与传相差一年，当有一误）。这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但对于“古文字”之造成和发表的经过没有说明，当以《汉书·艺文志》及《说文解字序》补之。《汉书·艺文志》：

　　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

　　《说文解字序》：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看班、许所记，知刘歆之伪“古文字”是在平帝时由爰礼发表的，后由杨雄记录的，而班固又增补杨雄之书。班书凡六千一百二十字，较《仓颉篇》增加了二千八百二十字。此增加字中，当以刘歆之伪古文字为主，其今文经中所有而为《仓颉篇》等书所未收者，及《六艺》以外之“群书”所载，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亦必收了许多。及许慎作《说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康氏谓许之九千余字系合《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及班固书之六千余字而成，误也；因班书之六千余字中，已将《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合计在内，故许书实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此许书所增之三千余字，固亦必有采自今文经，群书，鼎彝，汉律，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但采自伪古文经者亦必不少；因杨、班所录，必未完备，许氏以“《五经》无双”之古文大师，所搜集之伪古文字必远过于杨、班二氏也。（今看《魏三体石经》残字，知许氏所录仍不完备，但必多于杨、班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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