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3)_钱玄同

十三

　　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

　　《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是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故也。

　　《史记·儒林传》末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一节，崔君《史记探源》中谓亦刘歆所窜入，其说极是。传首叙汉初传经之八师中，传《春秋》者止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添出一个谷梁家的江生来？又，此节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叙公羊家董仲舒的传授，把这些话记在江生节下，亦觉不伦。

　　最近吾友张西堂先生著《谷梁真伪考》，大阐崔君之说，谓《谷梁》之义例自相乖戾，文词前后重累，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详于琐节，略于大义，证明它出于《公羊》之后。张氏援引该博，辨析精详。《谷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两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了。

　　我一向觉得《谷梁》释经，不通可笑的话触处皆是，现在随手举它几条：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克之者何？杀之也。

　　（《谷》）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案：《公羊》解为“郑伯杀段于鄢”，这是通的。《谷梁》欲与《公羊》立异，知“克”又有“能”义，加了一种训诂，于是变为“郑伯能段于鄢”，文理实在太不通了！若训“能”为“能杀”，则又成了“增字解经”的办法。

　　隐公二年，冬，十月，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谷》）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案：“纪子伯”三字，或与“伯于阳”同例，文有脱误，《公羊》未知其审，故云“无闻焉尔”。这是阙疑的谨慎态度。《谷梁》异想天开，竟将“伯”字解作动词，穿凿可笑！试问《春秋》他条有这样的文例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案，此四字不通！），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案：桓公十八年中今本《三传》之《经》于元、二、十、十八年皆书“王”，其余之十四年皆不书“王”。这本来有些古怪。《公羊》无说。《谷梁》遂望文生训，凭臆凿说，甚可闵笑！且依其于二年与十年所说之义推之，则“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也该书“王”才对。何以不书“王”？难道鲍之卒就不必正吗？十八年无传，大概这位谷梁子想不出理由来了，所以只好不说了。何休作《公羊解诂》时，却想出一个理由来，他说：“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这种见解，与谷梁子真是“半斤八两”，不幸何休之生也晚，其说不及为谷梁子所见。惜哉！（何休对于元、二、十年之书“王”，也说出理由来，而与谷梁子不同，其穿凿可笑则一也。）这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据我的猜想，大概早一点的《春秋》本子并不如此，所以《公羊》无说。质言之，即《公羊春秋》此十四年本有“王”字，传写脱去耳。若本无“王”字，《公羊》乌得无说？假使不解，也应该来一句“无闻焉尔”，如“纪子伯”、“夏五”、“宋子哀”之例。若知其为脱误，也应该如“伯于阳”之例，加以说明。今乃无说，是《公羊传》著作之时，此十四年皆有“王”字也。至董仲舒时，已脱“王”字，故《春秋繁露·玉英篇》有“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之说。我相信《公羊传》的话，最能得《春秋》笔削之旨（但亦只能说大部分如此，不能说绝无后人羼入之语）；而董仲舒、何休的话，则可信者甚少，不能与《公羊传》同等看待。今之《公羊春秋》，凡文句有些古怪而无传者，恐多数都是后来的脱误。如桓四年与七年之无“秋”“冬”，昭十年与定十四年之无“冬”，桓十二年之两书“丙戌”，庄廿二年之“夏五月”，《公羊传》皆无说，我以为这都是后来的脱误。或疑：如系脱误，何以三家皆同？这是极容易说明的。《春秋经》本来只有《公羊》一个本子，《谷》、《左》均系汉代的伪经；伪经本依真经而造，真经有脱误，伪经自然也跟着脱误了。刘歆伪造《古文尚书》，把汉人伪造了而加入《今文尚书》之《泰誓》，也依样画葫芦的造了一篇壁中本的，这是很好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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