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1)_钱玄同

十一

　　看了崔君这一段话，则康说之谬自显然了。

　　我以为刘歆伪造古文各经，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礼》，特改《国语》为《春秋左氏传》，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尚书》和《仪礼》，都伪造逸篇，又伪造百篇《书序》和《古文礼记》二百十五篇（这二百十五篇，自然不能说全是刘歆伪造的，如《月令》采自《吕氏春秋》，即其一例，但刘歆伪造了以作《周礼》之证者亦必不少），这也是他很注意的。此外则《诗》之毛氏，《易》之费氏，《春秋》之谷梁氏，窃疑或在刘歆以前本有此一家，（《书》之张霸，《易》之京房，皆西汉晚出之家派，有心立异，冀分博士之地盘，盖禄利之路然也。《毛诗》、《费易》、《谷梁春秋》，殆亦此类。）刘歆但利用之而加以窜改，以抗当时立于学官之今文家而已。至于《论语》和《孝经》，本为《六艺》之附庸，故仅言壁中有古文本，与今文相较，只是篇章有分合，文字有异同罢了，这是他本不看重的。故今文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凡十二篇，古文费氏之《易》亦十二篇，所谓不同者，就只在什么今文“或脱去‘无咎’‘悔亡’”这一点。《周易》篇数的变迁，我看是如此的：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前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传》。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后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这七篇传分成十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计，凡十二篇。《刘略》、《班志》之今文孟、施、梁丘与古文费氏皆据此本；《汉石经》亦即据此本，最近发见的《汉石经》、《周易》残字，《下系》、《文言》、《说卦》三篇相联接，是其证。但“《十翼》”之中，《系辞》以上如何分法，却还待考。《孔疏》：

　　……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

　　可见“十翼”的分法自来并不一致。今文施、孟、梁丘、京四家是否与《孔疏》所引者相同，今不可知。将来若再发现《汉石经》、《周易》残字，或有解决此问题之希望。

　　郑玄、王弼以后　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中，遂成今之通行本。惟朱熹之《周易本义》复《孔疏》所引十二篇之旧。

　　又，《易传》亦非孔子所作。《说卦》以下不用再说了。《系辞》与《文言》非孔子所作，为欧阳修与叶适所考明。《象传》非孔子所作，为崔述所考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列《易传》，说：

　　陈直斋振孙《书录解题》曰：“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兹亦不详。

　　据此，可知赵、姚二氏皆谓《十翼》全非孔子所作，较欧阳氏、叶氏、崔氏更彻底。赵书固不传，姚书今亦未见；但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姚氏的《仪礼通论》与《春秋通论》，则此《易传通论》将来或亦有发见之可能也。今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诸氏，对于《易传》都有非孔子所作之说，而以李镜池氏的《易传探源》最为详审精密（李文载《古史辨》第三册中）。至《论语》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其中“易”字明明是古文家所改，《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是其铁证。康氏亦认《论语》改“亦”为“易”是古文家所为。但他以为《易》是孔子所作，故《论语》中不应有“学《易》”之文；我则以为《易》与孔子无关，故《论语》中不会有“学《易》”的话。因为我与康氏的观点不同，所以结论恰恰相反。

　　（ㄋ）《左传》

　　“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刘逢禄发挥得最为精核。他的《左氏春秋考证》，考明《左传》的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刘歆所增窜，非原书固有，其原书体例当与《国语》相似，系取《晋乘》、《楚梼杌》等书编成，与《春秋》没有关系。他这部《左氏春秋考证》之辨伪的价值，实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埒。阎书出而伪《古文尚书》之案大白，刘书出而伪《春秋左氏传》之案亦大白。康氏之辨伪《左》，亦本于刘氏。惟刘氏尚未达一间，他虽已确知“左氏不传《春秋》”，而尚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句增窜的伪文所骗，说左氏之书原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其实“《左氏春秋》”这个名称，与“《毛诗》”、“《欧阳尚书》”、“《费氏易》”、“《鲁论》”一样，不得谓其意义不同于“《春秋左氏传》”这个名称也。康氏于此更进一步，谓《史记》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刘歆所增窜，《左传》原书实为《国语》之一部分。（见《史记经说足徵伪经考》。此意康氏仅发其端，崔君《史记探源》详加考辨，证明《史记》此语确系为刘歆之学者所窜入。）《汉志》所谓

　　《新国语》五十四篇（原注：刘向分《国语》）

　　者，乃左丘明《国语》之原本；而《汉志》所谓

　　《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

　　《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

　　这两部书乃刘歆取《国语》原本瓜分之而成者也。他说：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这真是他的巨眼卓识！这个秘密，自来学者都没有注意，现在经康氏一语道破了。我觉得他下的断语，实在是至确不易之论。

　　《左传》与今本《国语》既证明为原本《国语》所瓜分，则瓜分之迹必有可考见者。此事当然须有专书考证，我现在姑且举出一点漏洞来：

　　（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2）《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父文伯的记载竟有八条之多。

　　（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4）《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6）《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

　　（8）《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你看，《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近来瑞典人高本汉氏（Bernh 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一书，由吾友陆侃如先生译为汉文。高氏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高氏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总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左丘明决不是鲁人，决不与孔子同时；他是战国时代的魏人，这是在《左传》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参用郑樵与姚鼐二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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