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0)_钱玄同

十

　　首疑《说卦》以下三篇者为戴震。（宋人虽有疑之者，但其立场与此下所说者不同，故不举及。）其《周易补注目录后语》云：

　　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泰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

　　这明明说《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不与《彖》、《象》、《系辞》、《文言》同时了。

　　及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则云：

　　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卷三上）

　　康氏又辨《史记·孔子世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中“说卦”二字为刘歆所窜入，云：

　　《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卷二，又卷五，卷十，卷十一，及《孔子改制考》卷十，亦有关于此问题之驳辨，与此二条大意相同。）

　　案：康氏直断《说卦》为焦京之徒所伪作，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可谓巨眼卓识。至以《序卦》和《杂卦》为刘歆所伪作，则未必然。我以为《论衡》所云“《逸易》一篇”和《隋志》所云“《说卦》三篇”，其内容实相同，盖《说卦》与《序卦》、《杂卦》本合为一篇，故《隋志》虽云三篇，亦但举《说卦》以赅《序卦》和《杂卦》也。戴震云，“《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严可均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说卦》一篇，不数《序卦》、《杂卦》者，统于《说卦》”（《唐石经校文》卷一）；其说甚是。故韩康伯注本，《序卦》和《杂卦》均附《说卦》卷内，直至《唐石经》还是这样。康氏谓“《序卦》肤浅”，诚哉其肤浅也；然意义肤浅，不能作为刘歆伪造之证。刘歆造了许多伪经，固是事实，然其学实不肤浅；肤浅之评，惟彼焦京之徒适足以当之耳。

　　《杂卦》仍是说明卦义，与《说卦》、《序卦》性质相同，与训诂之方法根本有异；说它“言训诂”，实在不对。即使言训诂，亦不能即断为刘歆所作。刘歆以前言训诂者多矣：《诗》之《鲁故》、《齐后氏故》、《韩故》，《书》之《大小夏侯解故》等等，都是言训诂的；《春秋公羊传》中言训诂处亦甚多。

　　据上面所说，则《汉志》谓施、孟、梁丘三家之《易》为十二篇之说就发生了问题。盖《说卦》三篇既是西汉人所伪作，则三家之《易》似不应有十二篇，因为三家同出于田何，田何所没有的，似乎三家也不应该有。于是康氏以为田何所传之《易》但有《经》上下二篇，而《彖》、和《象》都在《经》内，其言云：

　　此志（《汉书·艺文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新学伪经考》卷三上）

　　又云：

　　《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同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

　　至于《系辞》，康氏则云：

　　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又卷十与《孔子改制考》卷十略同。）

　　《文言》，则《康氏》没有提到它。我想，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传》都合在上下《经》之内，康氏既以《彖传》和《象传》合在上下《经》之内为原本《周易》之面目，想来他把《文言传》也算在里面了。那么，康氏意中之三家《易》大概是这样的：经，上下二篇（其内容与今本相同）；传，《系辞》（或是一篇，或如今本那样，分为上下二篇）。或如《崔君》所说，他没有把《系辞传》算在内（见下）。

　　康氏所说的三家《易》，其内容的排列和篇数的多少，均与《汉志》绝不相同。如果三家《易》的面目诚如康氏所言，则《汉志》决不能这样的瞎造谣言。《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不可信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造了好几部伪古文经，说“这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古本”，那样说法，是可以矇得过人的；他又利用一部晚出的《春秋谷梁传》，来与《春秋公羊传》对抗，那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因为那时立于学官的《春秋公羊传》，与他利用的《谷梁传》都没有“今文”之称，他只说，“你们读的《公羊传》之外，还有你们没有见过的《谷梁传》，与《公羊传》或同或异。”但是他只能在立于学官的书以外去造假书，决不能把立于学官，大家都看得见的书来瞎造谣言，改变内容，增加篇数。假使他竟那样办，他的作伪不是立刻就败露了吗？刘歆不至于那么的蠢吧。即使他真那么蠢，竟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目，瞎造那样与事实全不相符的谣言，难道东汉的四家《易》博士（施，孟，梁丘，京），人人都是头等傻子，会齐心协力的遵守刘歆“《易经》十二篇”那样一句谣言，反将远有师承的“《易经》上下二篇”这样一件实事抛弃了吗？这不是情理上万不会有的事吗？还有，《卦辞》、《爻辞》是术数，《彖传》、《象传》是玄理，两者的思想和文章全不相同，而认为一个人所作，这也是极讲不通的。

　　所以，先师崔觯甫（适）先生起而驳之云：

　　《彖传》解说《卦辞》，谓与《卦辞》共篇，犹似可通。《大象》与《卦辞》自明一义，已当分篇。《小象》全体用韵，原本必不与《爻辞》共篇。……是则《大小象》皆当各自为篇，则《彖辞》可知，而《易经》无从合为二篇矣。康氏又以《系辞》……为孔门弟子所作，……此说诚是也。但《系辞》纵非孔子手笔，犹是弟子述孔子之言。……若《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为孔子作，而《系辞传》二篇既不得入“《易经》二篇”之内，又不得与周王孙以下六家皆有《易传》二篇，丁宽《易传》八篇，同列《班志》之内，此亦事理所必不然者也。惟《文言》亦有“子曰”，则亦孔门弟子所作，亦当为传，康氏不言，此由遗漏，姑不待辨。然则《系辞》、《文言》必当在十篇之内，《易经》不止二篇又明矣。（《五经释要》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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