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II．“八七”会议后之路线

III．“八七”会议后之路线(1)

　　——盲动主义与新旧病症

　　1．“八七”的意义，大家说得很多。诚如余茂怀[23]同志所说，“八七”不久以后，群众认识了中国的党，不但只是湖北，甚至于北方都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八七”包含了对革命形势估量之过分，政治决议案上决定凡在可能暴动的地方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动作起来，这就混合了下列两件事未说清：

　　A．统治阶级不稳定，革命是在向高涨。（客观上的趋势）

　　B．革命已有高潮。（革命目前的形势）

　　2．现在我们看起来，前一点是对的，后一点虽是当时革命的反抗反动之事实，但未说明白。在这种方向之下，我们是否说秋收暴动与南昌暴动是盲动主义呢？不是的。秋收时，农民不断的起来，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去领导，至于其他技术的方法，又是一问题，客观上是需要的。布哈林说过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之后也做了错误，估量错了，一九〇六、一九〇七两年也有人主张，并实行了指导秋收暴动，不能说是就等于盲动主义。

　　3．“八七”会议对土地问题有正确的策略而没有彻底的政纲，对反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对职工运动的策略不完善。

　　4．并不能说因为“八七”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则[24]的指导之下就发生了盲动主义。就算是估量对了，如果中央对暴动观点不清，即令策略好也是不成功的。中央对暴动的观念不正确，地方也是更不清楚的，这是事实。

　　5．中国在以前，有许多的战争，我们总是赞成北伐。宁汉战争发生，武汉已经是反动了，如唐生智好，自然还是赞助他。在宁汉战争时，我们就应该采取失败主义，发出一个口号（无论现在将来都是可以应用的），就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中央提出这口号是对的，不过中央对江苏的指示，尤其是江苏省委的决议，未加更明显的纠正。中央主要的错误就是对暴动观念不清，估量不正确。自然估量之错也不仅在中央。

　　6．十一月会议对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对土地问题、对暴动问题的了解是比以前进步的，严格的订出城市工作的方针。对政纲问题，也比八七的宽恕表示不同。再我可以说一说党对暴动观念了解进步的步骤。

　　7．“八七”后，中央在汉口的时候，游击战争就提及了，但是是模糊的。这是最早的观点。后来到了上海，就承认有可能时，就发动，叫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群众，因为武装不多，就采用游击的方法，有几支枪就算是游击。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大家觉得土豪、劣绅赶掉了怎么办呢？就是建立政权，海陆丰占领，敌人一定还是会来打我们的，所以一定要有发展的趋向，要向别的地方——广州发展，以保障之。暴动之前途，可以发展一省或数省。这三步，是抽象的单纯的客观分析。

　　8．现在来讲暴动政策之实际应用。广州暴动的意义大家都没有多说。广州暴动是开始了苏维埃的新时期。从十月十四到十二月是工人高潮的时候，农民有许多的斗争。这暴动是必需的。中央认定这暴动应发动农民，事后已经证明了。总政策是对的，但是有许多的错误，这错误也不能抹杀它的总意义。广州暴动之后，中央就认定这是长期激战时期，是阶级国内战争，海陆丰是国内战争，清乡以及湖南的醴陵等处的战争，都是国内战争。广东暴动之前，资产阶级是动摇的（25%减租的骗人政策及劳资条件）。广东暴动之后，资本家就变成进攻的形势了。统治阶级就团结起来，国民党的第四次扩大会[25]于是乎开成了。农民自动的买武器等等都证明是长期激战开始了。我们应当注意这新阶段的意义，所以党的组织不应当仍保留与国民党合作时的方式，而应当是适应新时期的组织。

　　9．对于改组党的问题，各代表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都认为改组是应当的。大家的意见一致，所以不多说。

　　10．四省暴动问题，在大体上分析得很多，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分动摇，但不能说过分的估量了革命高潮的征象（固然有过早的毛病）。例如两湖，中央以为以湖南作中心，因为湖南醴陵等地和毛泽东、朱德，有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及红军，应当联结配合他们，同时使株、萍[26]、长沙工人为指导者。中央是指示了的，并且还派人去，但不知道他们怎样办的。这一指示的意义，只是前途及工作方向之指示，——无直接暴动的指示。如果拿湖北武汉作中心，就不同了。武汉是否有力量呢？

　　【注】

　　[23]余茂怀，又名余飞，出席中共六大的湖北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24]罗米那则，即罗明那兹。

　　[25]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6]株、萍，指株洲、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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