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I．机会主义

II．机会主义

　　这个问题，同志们说得很多的，我对个人的零碎的，可以不再谈，只从大家讨论中得到以下的结论，主要的就是到底什么是机会主义？

　　第一，是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的关系的误解，因此，就为了联合战线不能不限制或牺牲阶级争斗。

　　第二，在革命进展上，阶级分化愈强，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愈加显露。

　　第三，在武汉前，阻止左派帮助右派。

　　第四，在武汉时阻碍工农运动的“过火”，及土地革命。在一切群众组织中从“八七”以前无论中央或地方，都不过是：1，反对包办主义，2，反对过火主义。

　　第五，没有做到党部以及群众组织“工人化”、“群众化”。以下要说到八七后机会主义的残余。自“八七”到十一月扩大会议，那时，可以说是“死人拖住了活人”。“八七”之后是有许多机会主义的余毒，阻滞党的改造等等，军事冒险的武力主义、妥协的政策。

　　第六，广州暴动时起，机会主义少了，但产生了盲动主义。从前联合战线的时候，民众站在斗争的前面，党却拖着它，命令不动，这就是机会主义。“八七”以后，群众尚没有起来暴动之处，党却拿着铁鞭去赶群众（命令不准不动），就是盲动主义。二者是紧相连结的，命令主义亦使党脱离群众。我们可以说机会主义可以分作两部分，先的是不动主义，后的是盲动主义。

　　第七，组织问题上，总而言之，党大部分是家长式的脱离群众，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占优势，不肯提出积极的工农分子来。

　　第八，在理论上缺乏正确的固定的估计，这是布哈林同志曾详细说过的。

　　归纳起来，一方面是中国党对中国革命之根本问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项英[14]同志说只有“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太客气了），别方面是理论上的认识缺乏。当然在组织方面也有关系，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能像和森[15]说的什么陈独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涛[16]说完全是估量形势不正确也太简单！形势估量即使正确，例如可以暴动而只主张武力军队的政变，也还是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同志说，机会主义不是因为理论缺乏的关系，季诺维埃夫、托洛斯基是懂理论，但要走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这样说话，是最错误的。估计革命形势不一定是机会主义，比如亦农[17]说唐生智能维持两个月，后来两周就倒了，这不能说亦农是机会主义。然而对革命性质及策略之根本问题不明白，而有胡乱的答案，如托洛斯基派现在说苏联革命仍是资产阶级的，如反对派主张压迫中农，这些都是理论错误，不仅是估计。

　　最后还有一点，是机会主义与国际。不能说国际给我们的指导者，如马林[18]、鲍罗廷、越飞[19]都是机会主义的，如果他们认识的正确，至少是可以帮助我们党纠正的。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他们虽然不能教训我们，群众是教训了我们。我们如果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定不会走到机会主义道途上去。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注意自己小资产阶级化了，常常可以反映到党的政治生活上来。我们要用全副精神来肃清这种倾向，我们要从我们心理上、习惯上、行动上和一切生活上尽可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才可以做到肃清机会主义的工作。

　　至于说以前没有对于各阶级的分析，说没有党纲等等问题，说是机会主义的原因，这更是旁枝的“理由”。现在“不用推诿了！”最主要的“疑义”（在国内便有的），便是既要联合战线，便不能不……不能不发生机会主义。现在大家都在这里说：

　　并非联合战线是机会主义，并非联合小资产阶级政策是机会主义，而是共产党指导机关自己小资产阶级化是机会主义。这才对了！

　　机会主义在组织上也是很严重的，要大家特别注意。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的。

　　再讲到机会主义的责任问题——陈独秀的问题。大家提及了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来说一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武汉时，国际要他来，不是简单的，现在若飞[20]可以知道那时是要他来讨论，那时并未指定他是机会主义领袖，但他不来。十一月会议之前，国际曾三电催促他来，同时，《时事新闻》报载所谓第三国际开除独秀及平山的党籍，我们便问国际，后来国际不仅否认这回事，而且还是要他来，我与维汉[21]去找他，他始终不肯。我主张他参加扩大会议，后来大毛子[22]仍要他到这里来，因为开会很危险而他又不接受国际的意思。

　　【注】

　　[14]项英，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共。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是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5]和森，即蔡和森。

　　[16]国焘，即张国焘。

　　[17]亦农，即罗亦农。

　　[18]马林（Maring），荷兰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帮助中共建党，并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后回莫斯科。1922年8月初，第二次到中国，在杭州西湖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后协助越飞同孙中山秘密会谈。

　　[19]越飞（Адольф Иоффе），俄国共产党人。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密使身份来中国。1923年1月与孙中山商谈，并发表联合宣言。

　　[20]若飞，即王若飞。

　　[21]维汉，即李维汉。

　　[22]大毛子，即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罗明那兹。参看本书《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之注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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