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七）现时的总策略

（七）现时的总策略

　　五卅之后，尤其是吴佩孚反赤战争开始失败之时，中国革命已经提出新的口号了，因为他进于新的阶段了。以前的中心口号是：取消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五卅运动所涌出来的；固然北京冯玉祥政变，孙中山第一次北伐[144]之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已经普遍到全国，这是中国革命第一步（宣传）的进展（然而彭述之是反对这种进展的，因为北伐不是科学的方法）。可是这两个口号，是到五卅运动群众的潮流似的斗争发展之后，再深入群众的，当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波及于穷乡僻壤妇人孺子之间（这并不是彭述之去预先组织的），各地涌出实际的斗争机关，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广州工农兵商学联合会之类的机关，成立广州第一届的国民政府（甚至于间接的引起北方红枪会，江联——江阴佃农合作社等的运动），这是中国革命第二步（组织）的进展。五卅运动深入广出的发展，形成北伐的革命战争（并不是彭述之去武装他的），各地的农民、小商人、工人都热烈欢迎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对官僚买办阶级“失恋的”地主土豪阶级，也都有所期望于他；他以武装势力为后盾，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公开了许多工会、农民协会，这从某一方面说来，的确是特种形式的武装暴动，这是中国革命第三步的进展。

　　革命进展到这阶段，有很快而进到第四步的趋势——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现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是不够的了，因为不但民族资产阶级都采取了他，甚至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声明愿意改订条约，甚至于英国帝国主义“愿意”交还租界（天津等等）；现在应当说：继续革命战争——革命军队与民众武装结合，肃清全国反革命势力，彻底剥夺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只有革命战争完全胜利，才能真正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亦不够的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他，甚至于答应地方的“民选政府”（右派指定的民选政府），而张作霖也发表政纲，要召集绅董（名流）会议，说甚么“发展民治”。现在应当说：巩固国民政府——工农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各地方实行公开的选举运动产生出来的民选政府，剥夺反革命派的一切公权，没收其一切财产，肃清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派（不仅是“买办出身”的反革命派）；只有工农代表参加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革命战争而得到胜利，能够有召集国民会议之权，才能执行目前革命的行动政纲。总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完成革命战争（和民众暴动相结合），及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各地民众直接选举民权的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纯粹左派政策的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战争到底。这两个主要的口号，应当给群众以极大的吸引力，团结群众往前进攻。

　　但是，我恐怕现在党的政策仍旧是动摇，虽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然而有些运用的方法，客观上是停滞革命运动的。武装暴动与革命战争之中，我们眼睛应当望着群众，注意怎样引进更广泛更广泛的群众，那么，即使去进行利用敌人冲突的工作（如联络河南、苏皖的小军阀等），也会有利于革命。否则像彭述之一样，他从反对中山北伐的政见失败之后，不但不能公开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机械的“改正”这种错误，矫枉过正的，只注意政客式的耍弄小军阀；于是二月上海暴动之前夜，他要等待钮惕生[145]接洽好李宝章部下之后，再决定准备武装暴动。巩固国民政府和创立地方的民选政府，尤其应当站在群众的基础之上，引进群众自动的积极参加。不但参加政府者要受党的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并且应当是真正能代表群众而不与政府内之妥协派妥协的人。地方民选政府的创造，必须是群众参加的，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左派）协商候选人名单，但是必须共产党、国民党共同署名，公开的做选举运动。有必要时，共产党应当单独提出候选名单。固然，亦许有时应与国民党右派协商（如驻在地军队之首领为右派），亦许应暂时容纳右倾少数分子。但是，这种协商不应当束缚我们，使我们背着群众以求得参加政府之可能。再则，即使不是以选举手续加入，也应当用种种方法间接使群众参加。这些具体方法，是应当适应各地当时的情形而决定的。亦许因此不免在各地方有许多不同的过渡形式。最后，更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可能，应当立即号召紧急的创立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等，应当认定这是行动的权力机关，应当使市民、乡民、兵士、工人之群众直接参加（不仅是工会等首领），应当注重群众的创造力，不应当被国民党的训政态度所恐吓，更不应当被我们自己的宪法观念所束缚。总之，我们应当认定：要用“劳工阶级的方法实行国民革命”（瞿秋白：《自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一九二三年九月），以苏维埃的方法创造国民会议制度的平民共和国。

　　[144]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见本卷第414页注55。

　　[145]钮惕生，即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上海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次长、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参与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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