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无产阶级

（六）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党的基础，他要在党领导之下，征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五卅以来，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执行他的伟大使命；尤其是要进而与农民结合密切的联盟，方才能够恰当的尽他的革命职任。无产阶级不但应当组织自己群众于独立的阶级的经济组织（工会）之中，并且应当团结手工业工匠及雇农于这一组织之中；这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他的发展，就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他取得革命领袖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他自然不但要率领一般平民群众向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更加应当自己积极实行猛烈的阶级斗争，无宽恕的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斗争固然有伟大的政治上的意义，攻击卖国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经济的斗争并不因此而削弱，却只有因此而更加重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右倾，并不是经济罢工运动对他让些步所可以挽回的，甚至于大概而论，那店东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也并非工匠要求的减低所可以挽回的，只有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只有实施强制的劳动法和工会契约于店东小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我们并用不着反对劳资仲裁，因为这是比“非法”罢工更进一步的胜利；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力争劳动法及工会契约实行之保障，因为非此无以为仲裁之标准。军阀政治之下，工人非有罢工不能争得丝毫的改良；国民政府之下，工人总算可以罢工了，并且有时可以无须罢工，只要提出要求和资本家店东谈判，便可以得到某种的改良；如果这种谈判订约称谓“仲裁”，那么，这种仲裁我们是不反对的。然而国民政府至今还没有正式颁布工会法及劳动法，工人自然应当要求，更应当随时要求契约之保障；工人应当要求在劳资仲裁时强制资本家店东不准悔约，这是法律保障的最小限度，如今连这些保障都没有，工人的罢工运动自然要更加猛烈，至于其他行动政纲（见《国际议决案》第十九项），都应当由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与左倾的各级各地政府机关，双方并进的去迅速实行。关于失业问题，必须要求政府抽收资本家的特别税捐，而实行国家津贴制度，为执行这些职任起见，应当努力强固扩大职工运动，改正现在的许多错误和弱点，如机械式的死板的组织等。

　　党的策略永久应当以“能多方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为原则，对于无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如此，尤其在于“提高阶级意识”。单是机械的宣传组织是不够的，何况在现今群众革命行动的时候。所以应当认清：不但经济斗争里应当努力提高阶级意识，一步不离阶级斗争的原则；而且步步必须与政治斗争相联结，每一个小罢工都可以引导工人群众，使他们明了参加政权的必要。至今我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只有力争政治自由的口号，没有经常不断有系统的宣传工人参加政权的权利。照理这在八年前便应当宣传的了（我们党存在了七年。再则，那时当然只是宣传，而不是鼓动工人攫取政权）。谁能给工人以政治自由呢？北伐军！北伐军已到之地又怎样呢？组织工会挂招牌！不对！这些旧口号已经不够的了。工人应当力争参加政权，力争民选的政府，力争工人代表参与政府机关的会议（从市民会议一直到执行机关）。工人应当知道：他们理应参与国家的一切立法行政，他们理应参与规定劳动法、工会法之讨论，参与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参与改良市政如建筑工人住宅等的计划……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代表（国民党新右派及“进步”的大商人等），如果有丝毫反对工人的这些权利的表示，不论是公开的言论还是暗室里和共产党代表的谈话，我们都应当使个个工人知道，应当使工人及一般群众起来反对。譬如右派要在上海指派政治分会，要谕派某某团体代表加入市政府（候选人名单），我们在群众之中何以不可以宣传呢？为着保存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为什么只有首领之间的谈判，而没有工人群众的宣传和选举运动，为什么不号召工人群众干涉国民党政治分会（江苏）的人选呢？为着不方便干预“人家的”家务！这难道是征取群众的策略，难道是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策略，难道“客观上”工人阶级已经是革命领袖的策略？！固然，在某种特定条件之下，我们或者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做某一种些小的让步，而便利我们别方面的大进攻。但是，工人群众应当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让步，不是共产党某一代表替他们让的步；工人群众应当看得见这一让步之中他们得着了甚么，得着了何种的便利进攻的形势。

　　再则，工人阶级对于友军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不是单纯的机械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应当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他经过国民党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这里的问题，便不仅是怎样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资产阶级分离独立，并且还要知道怎样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国内一切平民群众联合，并取得其领导权。何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就等于国民革命；何以这对于工人是一件物事的两方面，而不是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对待甚至不能并立的东西呢？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和工匠、农民、兵士等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联结的；这种联结的利益的确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具体的运用这一原则，就从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开始（一九二三年夏：第三次大会的规定固然比较的模糊，但是我在大会上主张这一说法的；当年九月我做的一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便是以“主干和中心”解释国民党问题的）。工人阶级要负起解放中国民族的责任，而不能“独立”的只求解放自己阶级；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须与农民联盟，这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却不必妄自尊大的说共产党是革命中心，而革命胜利后农民自然会服从工人政府（这便是杜洛茨基主义）。何以必须在中国造成左派的国民党，何以必须工人加入国民党，而不自己简单的联合农民革命呢？第一，因为中国是所谓“无人之地”（No-mansland），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犯不着工人去用放弃国民党的手段，让资产阶级达到攫取国民党的目的。中国资产阶级有没有夺取国民党之可能呢？有的。他固然不能充分的巩固自己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固然不能抓住多数的农民；但是他能够夺着政权而巩固自己与店东小资产阶级的资本统一战线，能够经过政权而联结地主土豪及富农。他怎么能取得政权呢？于是第二，中国革命中的根本特性发见了。就是中国革命早已组成政府的形式，建立在失地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身上，最初是在地主土豪及小资产阶级领袖之下（一九二四年以前之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142]等——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很弱，又遇见帝国主义压迫工农而惹起民众革命运动。这真正讨厌极了。他立刻积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之引起革命；但是他没有别的力量，只有设法征取革命方面的军队；他有了军队便可以攻打官僚买办阶级，组成自己的中国政府。于是他一方面，将要有这种资格去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且一定实行“帝国立宪主义”（Constitutionism under the imperialism——例如海关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等），以平民愤而消弭革命；别方面，他将要有这种能力来压迫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实行资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的新式军阀主义，与现在代表买办阶级的军阀不相同的），以拥护神圣的私有财产。民族资产阶级征取军队，拿住兵士群众而驱使屠杀工农，这件事是可能的，而且三月二十日以来，屡见而不一见的。如今说明白了，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早已存在如此之多的军队（军阀的除外）客观上的确是在革命，尤其是广州政府。无产阶级的开始奋斗，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请问我们的政策应当怎样？如果认为南方军队和北方军阀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应当进行破坏一般国家军队的工作，自然也要推翻广州政府，如彭述之的办法“劝”中山离开广州。这在客观上是反革命的政策，至少是书生式的政策。如果在国民党外慢慢宣传组织群众，实行种种民间的工农运动，以至于民间的武装暴动，这就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就算是国民革命，也不对！），那么，这明明是将革命领导权双手恭送给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在干工农运动，资产阶级就要慌得“积极”起来，他就要征取南方的军队，而实行他的“革命”计划。这种资产阶级与地主土豪联合战线的所谓“革命”（陈炯明式的联省自治），固然是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是孤立的了；至少，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至少，是将破产失业的农民——兵匪，永久放在官僚买办阶级、地主土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土匪头儿等等的支配之下，混杀一阵；同时，我们却要做“纯粹共产主义式的科学的革命方法”。请问：这是不是等帝国主义从容不迫的拿稳中国的市场，以增加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而延长世界社会革命的难产呢？仅仅“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大概要等所谓“客观条件”来促成的了——第二国际[143]应当说：彭述之同志是我们在远东的人物！

　　总之，革命军队应当由工人阶级去努力征取：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最利于造成“自上而下”的协助农民运动之发展（而不是“科学的革命方法”）。中国之无产阶级工匠和农民，可以由正当策略的群众运动口号，日益组织起来；中国既有的许多革命军队很早便在国民党或准国民党手里，其中的失地的农民，却必须经过国民党而后能和无产阶级联合。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使中国革命组织之形式，不能不以国民党为中心；只有努力改造原有的国民党，集合无产阶级、工匠、农民与失地农民之兵匪群众，而造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国民政府；只有这种过程中，工人阶级能够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率领一般平民群众，如城市小资产阶级等，推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建立工农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至于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现今工人阶级应当率领一般城市平民，努力创造与左派联合的民权的反帝国主义的各地地方政府，拥护武汉的国民政府，赞助乡村中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与之密切的联合。同时，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在的军队兵士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至于工人自己的武装，也已经非常之需要，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militia），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中国的革命时代还长得很呢，经常的和平的“宪政时期”还远得很呢！至于说怕流氓混入，那么，中国的革命党人仿佛和这种恐惧是不可并存的；中国城市中流氓之多，为万国所无，除反动派拿得住的一部分以为反革命工具之外，我们革命党人是不是应当征取他们的群众（其中较好的分子），训练他们，逐渐征服他们的流氓主义，另外巧妙的应付他们之中的中立分子呢？总之，革命是不是应当“自卫”（赤色恐怖）呢？最后，关于北方军阀之下，工人破坏其军队，宣传（不仅是“运动”）其兵士的职任，是非常之明显的，我也不必多说了。

　　[142]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军事部长、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等职。1925年8月退居上海，曾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

　　[143]第二国际，见本卷第256页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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