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二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瞿秋白

五卅二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反革命的屠杀政策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1]，开始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从远东方面动摇那侥幸而得稳定的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以及中国国内的军阀封建制度。因此，也就使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狗急跳墙的反噬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也就开始发展。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本是英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所开始的。帝国主义者想以屠杀镇慑中国革命的工农及国民革命；殊不知道：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却正因践踏了南京路上革命烈士的鲜血，而得着飞突的进展。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权力大受打击，于是他们想尽方法，在中国国内寻找刽子手，来对付革命的民众；因为他们知道单是自己动手杀，很不容易扑灭革命，必须厉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他们最先找着奉系军阀[2]及段祺瑞政府[3]，从去年三一八[4]直到今年上海的二月暴动[5]，杀了又杀，宰了又宰。革命党并未杀完！于是他们又想着必须以“革命党”杀革命党，方能奏效；从今年三月中旬起，新军阀蒋介石[6]及其党羽，在江西、安徽、四川、南京、上海等处一直杀到广东。帝国主义者以为如此必定可以扑灭中国革命了。且慢着，兽性的“文明的”帝国主义者呵！我们试试瞧：还是你胜，还是我胜！

　　固然！这些兽性的帝国主义者手段高妙，杀人方法每年每日都在“特别改良”：

　　一九二五年五卅时期中——是帝国主义自己动手杀：上海南京路、广州沙基、汉口、九江、天津……杀了几百个中国人。

　　一九二六年五卅纪念时——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老走狗，“中国本国人”段祺瑞、张作霖[7]的军阀政府代替他们杀：从三一八的北京屠杀，以及奉鲁军阀[8]击退国民军[9]，而蹂躏屠杀京津的人民，直到李宝章[10]的屠杀上海市民。这些屠杀，至少要杀到几千人！

　　一九二七年五卅纪念时——今年的五卅时期，却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中国的革命党人”蒋介石、李济琛[11]等豪绅资产阶级代替他们杀：四一二上海屠杀工人[12]前后，蒋、李的党徒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川对于平民工农及国民党共产党大施残杀，甚至于迫近武汉的嘉鱼、咸宁等县，也会发现夏斗寅[13]屠杀民众及国民党的事实。这些屠杀的规模，比去年更加“伟大”，算来起码已经杀了几万人！毕竟蒋介石是新式的，而非旧式的“英雄”，至今还在上海每天杀戮十余人几十人不等，气魄来得个大，手段来得个辣！

　　固然如此，帝国主义计谋百出，蒋介石手段高明；杀人能手，自然是愈杀愈多，愈杀愈有劲！但是真正革命党果真便杀得尽吗？反革命的民贼听者：中国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民众，始终是要杀尽你们的。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不特不足以镇压革命，而且更加增加民众对于革命的积极和决心：反革命的屠杀方法之日新月异，不特不足以表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因分裂而削弱，而且更加使真正革命的联合战线日益巩固而深入群众。胜利始终是革命的！

　　二、民族资产阶级之变色过程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参加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大家都知道，五卅运动是宽广的联合战线之具体表演；但是那时资产阶级一开始便处处背叛联合战线，很早便准备着破裂，企图扼制工农的革命运动，消灭工农的政治力量。蒋介石那时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虞洽卿[14]（上海总商会那时的会长）还“帮助”上海的五卅罢工。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背叛革命的第一步，戴季陶主义[15]给西山会议[16]以反革命的标帜，所谓孙文主义学会[17]已经蠢动于黄埔军官学校[18]，上海总商会已经赞助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但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那时还把蒋介石、虞洽卿编派在赤化之内。

　　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时期，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背叛的行为。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19]，很明显的表示：中国资产阶级苦心经营的结果，居然强夺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那时候，上海、汉口租界之工部局中的华董问题[20]，关税、法权会议[21]等问题之中，也极明显的表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却只要稍稍“排斥帝国主义之在华势力”，恰好与当时戴季陶主义派的理论相符合，这就是一种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民族革命主义。至于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于广州，实际上是听从段张北方军阀及西山会议派之封建买办阶级，因为这些反革命派正在运用联蒋倒汪[22]的策略，忠告蒋介石实行这种政变；所以也就证明：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宁可和军阀买办妥协，而不肯站在工农小商的革命联盟之中。他们虽然实行北伐，但是想以北伐为名而控制工农运动，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军事独裁权。这时的蒋介石等资产阶级，实已开始表现其黄色的，即妥协的出卖革命之本性。

　　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的大屠杀，虞洽卿替他搜集一千五百万作为犒赏费，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都很明显的表示：资产阶级决然的破坏革命势力，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宁可和封建的豪绅阶级（李济琛等）固结联盟，实行反动。固然，资产阶级至今还需要革命的假面具；他想空口答应帮助工农，宣言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等等（上海报纸上大登其广告），欺骗小资产阶级，造作许多反对共产党的谣言，标明自己仍旧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其实他们的一切行为，无在不是帮助帝国主义削弱国民革命的。他们的反动，并非单单反对工农反对共产党，乃是根本卖国卖民，将三民主义抛弃到一民也不剩。何况他们镇压革命的手段，完全是法西斯蒂主义，如雇用流氓领袖，施行种种无耻卑劣的虐杀政策。他们时时刻刻想法推翻武汉的革命的国民政府，企图在国民政府境域之内故意捣乱，施行离间现时的革命联合战线的阴谋。他们实在是想先摧毁工农及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以后便不难削除或消灭真正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例如上海工人被屠杀之后，不久，便有许多以前服从蒋介石的军队被缴械解散之事实）。蒋介石等豪绅资产阶级，显然是实行反革命，他们的本性不能不和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且已经见诸实行。

　　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如今日益变成中国的白党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这种“化学作用”的变色，当然有客观的原因。革命在这五卅以后的两年中间，显然经过三个时期：第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初期，资产阶级还可以在联合战线之内；第二，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进一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般民众日益革命化，而要求实行革命战争，民权派的势力日益膨胀，于是资产阶级亟亟用军事独裁的方法来抢夺革命之领导权；第三，反帝国主义又进了一步，无产阶级的领导复兴，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特权，开始加以袭击，开始要实现民权主义，而且使劳动法问题及土地问题的解决开端，于是资产阶级居然公开的破裂联合战线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蒋介石、李济琛、夏斗寅等，口说是“反共产以救中国”，实际是为着保护自己阶级的私利，保护土豪乡绅的政权，保护帝国主义的特权，而“反共产以消灭国民革命”罢了。他们是为着卖国卖民而破裂联合战线的！

　　三、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之中，小资产阶级开始积极的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的五卅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越受军阀加重的压迫及大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军败退于北，蒋介石专横于南），于是日益革命化；那时期，各地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至少也都起来反抗买办士绅大资产阶级所包办的商会——这些都是明证。一九二七年的五卅时期，却正是革命战线破裂之后，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四面围攻革命之时，小资产阶级应当更加努力与工农巩固联合战线，积极的去深入反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斗争。工农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比宽广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战线，必定更加要巩固，而可以有很长久的共同斗争，因为这三个阶级的解放，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的目标。今年的五卅时期（四月十二以后），实是这种新阶段之发端。

　　但是，小资产阶级以外之其他中等阶级，或者因为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经济封锁、武力侵袭，而感觉到生活之恐慌；或者因为劳工运动的发展，而感觉到恐慌不安。这种现象在小资产阶级之中当然也很显著，但是，小资产阶级以外之其他中等阶级，如小企业家，如中等的工商业家，则尤甚。他们不能明白，凡是现时在国民政府[23]之下所感受之痛苦，并非国民政府之政策使然。国民党是政府党，就是共产党也已参加政府，然而现在这两党的政策，并非侵袭这些中等阶级之利益。各种中等阶级现时感受痛苦之原因，极大部分是由于帝国主义及新旧军阀之围攻革命。五卅屠杀时，帝国主义者仅仅在南京路上用枪弹来打革命的民众。今年五卅时期时，帝国主义者会同新旧军阀，用封锁金融，隔绝交通，扰乱财政，实行反革命战争（如夏斗寅叛变，就使武汉与米粮出产地暂时隔绝）。总之，用种种引起恐慌的手段，来攻打革命政府。再则，如果说：因为劳工运动，尤其是店员、手工业等小资产阶级式的工人之斗争，使城市中等阶级感觉种种困难；那么，又应当知道——劳工运动的所谓“过分”要求，实在有很严重的原因：（一）中国贱值的劳动者向来在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之下（如店东店员之主奴关系），他们不能不用十二分的猛烈攻击的力量，去摧毁旧关系。（二）旧关系摧毁之后，新关系的建设过于迟缓，换句话说，工人所得的革命胜利，过久的不得到法律上的保障，过久的不能经过政府而保障劳资契约及一切政治权利。例如某一工厂或商店，因工人罢工而略增工资，但是劳动场所的卫生设备仍旧很坏，工人要求改良，又非罢工不可；如果政府及早的有劳动检查院的设置，有劳动法的规定，而且确实能保障实行，那么，工人的罢工次数自然减少。（三）反革命派的买办奸商，还并没有受着革命之严重打击；社会经济的窘迫，在保存反革命派的私有神圣的暂时状况中，自然不容易找到出路。固然，当地的劳工运动不能说是完全能循着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指导，实往往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这都与一般政策有间接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等阶级现在客观上需要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买办、新旧军阀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参加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必须和无产阶级、农民建立革命的联盟，方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如果新旧军阀及帝国主义果真能用离间等等阴谋或夏斗寅等类的叛变，把工农运动镇压下去，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受极大的毁损，不免于失败（这些阴谋已经起了挑拨的作用，甚至发生强力压迫工农的事实），那么，小资产阶级等的各种中等阶级，必然重新受着新旧军阀的压迫，国民革命的挫败，可以使一般人民永久陷于帝国主义的奴隶地位，中国民族的解放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等的各种中等阶级必须坚决的同着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新旧军阀进攻，向买办豪绅大地主阶级进攻。无产阶级在这革命联盟之中，如果确实能得到革命胜利之巩固——劳动法的确定，工人政治权利，如纠察队等之法律上之保障，使参政权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无产阶级自然能够更加加强自己的指导于小手工业者店员的斗争之中。那时，工人群众比现时更加要具体的看见国民政府是能现实的保障他们的利益；工人将要更加赞助这一政府，和赞助自己一样，更加看得清楚全国革命运动的利害关键，而不致于只顾到局部的小团体的利益。各种中等阶级既在革命联合战线之内，自然应当服从政府的政策，使无产阶级对于他们，很认得清是自己的友军；革命的现时阶段中，工农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可以成为伟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锁链。

　　四、小地主革命军官的问题

　　小地主问题和小资产阶级问题是很相仿佛的，所以可以不必多所论列。农村革命运动，当国民革命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时候，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农民要摧毁买办封建制度、军阀制度——帝国主义所赖以吸吮中国汗血的机器，就必须用猛烈的攻击：例如逮捕豪绅，使之游街示众，罚款罚米等等，其实都是封建制度摧毁的风暴时期所不能免的。豪绅的政权由此而动摇，旧时军阀的潜势力方能扫除；国民政府的下层根基方能开始建设。这些斗争，自然是贫农为中枢，他们的斗争，其实都是中国古代农民骚动的原始的旧方式。固然小资产阶级性的中国贫农，可以幻想均产主义足解决生计问题，这种倾向，亦是与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指导不相符合的。但是，乡村旧关系的崩坏与新关系之过渡时期，过于延长，这些猛攻的风暴斗争，其势自然难于阻遏与指导。譬如，革命军官多有是小地主的。而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这是因为土豪乡绅的政权虽然动摇，而在国民政府之法令及实行上，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及早的直接赞助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和民主的政权；使在国民政府整个的系统之下，用政府的形式去和土豪乡绅的政权斗争。因此，农民群众不能更具体更明显的看见：国民政府和革命军队都是农民自己的。再则，农民至今没有能明白的看见：他们的国民政府现实的直接实行改良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享受土地收获之大部分。或得到田地，使他们脱离不堪的剥削。如果大地主的土地没收，这些田地的重租，既可减去一大部分，又可以使政府得到极大的新收入，以供给革命军队及辅助贫农，那么，农民不特不必立刻要求小地主的田地，而且可以和小地主联盟，组织乡村自治政府巩固革命的胜利。正因为农民看不见国家的这种力量，所以他们陷于零星散落无系统无计划的各自苦战；自然那种猛烈攻击的时期延长的很久，而始终没有多所侵犯真正的大地主。小地主与革命军官，在经济上与贫农相仿佛，同样可以联合贫农而向土豪乡绅等反革命的大地主奋斗；在政治上，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成份，实行和一般农民联合，而去打北方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军阀。所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小地主、革命军官的联合战线，客观上现在是存在着。

　　现在的问题，就是小地主与革命军官能够巩固自己和农民的联合战线，坚决的向大地主封建军阀进攻，建立民主政权及农民的武装，建筑国民政府的基础于极深的农民群众之中。

　　今年的五卅时期，正是蒋介石等豪绅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时候。工农及各种中等阶级的革命战线应当巩固起来，猛烈的向北方军阀及蒋介石等之反动势力攻击：这一新阶段将要表现于这个革命联盟之共同的前进，巩固革命的胜利，亦就是深入这一革命，真正彻底扫除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根基——封建制度的豪绅政权及其经济基础，建立民主政权，辅助贫农以田地农具，改良一般农民经济的状况。这样的联合战线，将要吸收湘、鄂、赣以外之一切工农小商人的群众，使他们在敌人的腹地开始热烈的参加国民革命，五卅以来好几十万民众将士的热血放着革命的光焰，指导我们这一个方针。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屠杀政策，始终不能克复革命。胜利始终是我们的！

　　五月念六日晨五时

　　原载《向导》1927年5月30日第196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五卅运动，见本卷第40页注①。

　　[2]奉系军阀，见本卷第41页注⑤。

　　[3]段祺瑞政府，见本卷第40页注③。

　　[4]三一八，即三一八惨案。见本卷第40页注②。

　　[5]上海的二月暴动，指1927年2月21日举行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6]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7]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8]奉鲁军阀，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当时任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部队。

　　[9]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10]李宝章，见本卷第540页注117。

　　[11]李济琛，见本卷第397页注⑨。

　　[12]四一二上海屠杀工人，即四一二反共事变。参见本卷第586页注13。

　　[13]夏斗寅（1884—1951），字灵炳。湖北麻城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等职。1927年5月发动叛乱，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被叶挺部击溃。

　　[14]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15]戴季陶主义，见本卷第44页注36。

　　[16]西山会议，见本卷第543页注149。

　　[17]孙文主义学会，见本卷第397页注11。

　　[18]黄埔军官学校，见本卷第373页注19。

　　[19]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即中山舰事件。

　　[20]华董问题，见本卷第45页注48。

　　[21]关税、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5页注46、47。

　　[22]联蒋倒汪，指国民党右派制定的联合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策略。

　　[23]国民政府，指武汉国民政府。见本卷第569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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