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瞿秋白

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

　　——革命之胜利与危机（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

　　革命的胜利和革命的危机，往往是互相倚伏的。反革命因为要扑灭革命，所以就竭力想离间革命势力，改变其阶级间的结合形势，亦就是想更改革命的趋向与前途。于是革命的危机便可以受反革命派的这种政策之影响而发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革命危机的发见，亦正是革命胜利的反证。革命之中发生危机是不畏惧的。如果革命能战胜这种危机，当然就是革命之更加进展更加深入。所怕的是：革命方面没有能力与决心去战胜危机，那就足以使反革命的企图得以完成。

　　五月十九日长沙方面，因为夏斗寅叛变[1]阻隔湘鄂之间的交通，于是谣言百出，甚至于说武汉已经失守。当晚戒严期间，长沙工会纠察队因为不知道戒严口令而被军队所捕，明晨亦即释出。谁知驻军团长许克祥[2]却借此更加扩大谣言，自己暗中派人贴布“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造成工农军即将攻袭驻军的空气。于是他便可以煽动军队，实行政变。当事变初起，武汉方面只接到许克祥自己制造的新闻，所以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误会而起的冲突。但是，随后的事实，都证明完全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的政变。

　　许克祥的借口是所谓农民运动过火。他突然在二十一日深夜围攻长沙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缴他们的武装。立即封闭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劫夺所存民食维持会采购米粮之款项。但是许克祥的行动并不止此。最主要的是驱逐不受胁从的省政府委员，抄查政府委员的家宅。再则，他解散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而由他的爪牙仇鰲[3]、萧翼鲲[4]、彭国钧[5]组织所谓清党委员会，声称肃清“暴徒分子”，虽然没有明指共产党员，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所谓“清党”或“救党”的用意；并派军队抄查苏联领事馆。这显然是以枪炮轰击国民党总理之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不但如此，他还封闭长沙师范、周南女校等许多学校；不但任意屠杀工农，甚至于看见剪发女子，便令乱斫乱杀。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6]得到事变最初消息之后，即电令军队立刻停止一切行动，发还枪械，宣传三大政策等口号。但是，许克祥不但不听，反而愈做愈凶。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不能行于本省，此非政变而何！从此之后，湖南省政府及其主席唐生智已被推翻。国民政府派专员赴湘办理这事，亦被许克祥拒绝。所以湖南政权实际上已落在许克祥之手，并已背叛中央而独立了。请问！许克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摧残教育，解散党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国民政府而独立，任意屠杀一般民众，虽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动，难道可以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便了事吗？况且省政府、女学校等与农民运动有何关涉！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虽然是非常急遽。但是这是客观上革命初期所不免的现象。数千万农民困顿窘迫不堪，自从国民政府的革命军与赵恒惕[7]作战以来，他们都努力赞助国民政府，为的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纲足以领导他们起来奋斗，指示他们去进攻土豪乡绅。他们要求生活之改善而斗争，尤其是无地的及地少的贫农，人数非常众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斗争的形势也就异常剧烈。这种农民运动实在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队伍之一。如果国民政府得有充分的可能，而急速的实现乡村自治之农民政权，没收土豪乡绅、大地主的田地财产，替贫农解决目前迫切的生活问题，那么，农民运动必定早已与国民政府之总的革命斗争更相密切联结，步骤不致于不一致。那时，农民的斗争决不会纷扰到小地主以及革命军官，因为对于他们的权利及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已经帮助他们得到部分的解决了；那时，各地农民也决不会只见地方范围内的问题，如阻谷出境等等，决不会失之于无组织而纷乱，如罚款庞杂、阻碍招兵等等，因为中央已经可以得到指导农民群众的可能了。所以即使说农民有幼稚而无组织的行动，也决不是许克祥的方法所能解决。不但如此，湖南省农民协会，虽尚未得此种充分之指导可能，仍在努力指导。最近，湖南省农民协会已经能够开始纠正几种无组织的行动，已经能够命令各级农民协会规定计算各地米粮之需要额，甚至于能使农民节衣缩食，余出米粮，以输出供给武汉前敌军民之用，所以省农民协会被封之时，已有武汉民食维持会购米之款七万元存在那里。事实上，长沙事变之前三天，每天都已能采购二千万石米以供给前敌。对于招募新兵，农民协会已规定简便办法，并使农民群众更加了解。夏斗寅事变初起时，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等并已经过省党部，建议民众武装与军队合作防御之计划，就是叫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归入省政府统一军事指挥之下。凡此种种，都可见农民协会正在开始整顿民众之无组织行动，而力求反对地方上之土豪与反对全国之军阀的斗争互相衔接，使政府与民众愈加打成一片，愈益完整革命的势力。

　　然而许克祥似乎唯恐农民运动之日益进步，唯恐前方将士得着湖南的米粮，唯恐夏斗寅不能打进长沙，唯恐自己所放的谣言不能证实，赶紧先下手为强，以武力攻袭捍卫革命之湖南农民了。据最近消息，他已经派兵到湘潭等处，到处屠杀工农及一般民众，伏尸数千，难道这还不是过火么？他不接受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电令，拒绝中央政府的专员，不听第八军军长李品仙[8]等之忠告，一意孤行，甘心替张作霖[9]、蒋介石[10]、夏斗寅做走狗而为之内应：劫夺米款，断绝军米之供给，助杀帝国主义新旧军阀所痛恨之革命民众，千方百计的扰乱北伐后方，难道这还不是破坏革命纪律么？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工农运动备受摧残，上海、广州之惨杀，重见于湖南，革命政府之领域日削，那么，不但北伐的进展，将大受打击，甚至于北之张作霖，西之杨森[11]，东之蒋介石，都能乘机更加进逼武汉，那时的危险真是不堪言不忍言。

　　许克祥这种行动，显然是反革命，是蒋介石第二。蒋介石屠杀工农及革命分子，他亦屠杀工农及革命分子。蒋介石缴工人纠察队的械，他亦缴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械。蒋介石解散党部，他亦解散党部。蒋介石清党，他亦清党。蒋介石不服从中央命令，专擅霸持东南的财政、交通，他亦不服从中央，故意劫夺米款，拒绝专员。蒋介石自立南京政府，他亦自立长沙政府。国民革命军之中，何以不幸而出一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背叛革命了，国民革命军之中，何以又不幸而出一许克祥？——因为许克祥是土豪地主的代表，他为维持自己对于农民之剥削起见，借口于保护革命军官的利益以为煽惑之资，而背叛革命了。

　　蒋介石和许克祥的叛变，虽大小不同，实质上都是反动阶级破坏革命的手段。其实，不论蒋介石是否与许克祥互通消息，客观上许克祥完全是蒋介石所驱使的走狗，和夏斗寅一样。而且长沙政变和夏斗寅的叛变，显然是密切相衔的。

　　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攻击革命的方法之中，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许克祥的政变不过又是一次小试其技罢了。革命内部的变叛，正是造成革命之危机的主要方式。国民政府和民众都应当努力来战胜最近的危机。

　　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一、自己出兵干涉——现在英日已经陆续出兵于山东、京津一带，各国军舰早已日日窥伺于汉口江边；二、暗助军阀以金钱、军械及军事指挥官帮着作战，这次河南的战争，显然有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甚至于有外国炮手助战；三、经济封锁，银行、商业、航路一概停业，以窘困革命领域内之一般居民，惹起经济金融上的恐慌，而动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决心，逼迫他们软化和屈服，现在武汉早已受着这种狠毒手段的滋味了；四、从革命内部直接间接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使革命势力自身崩裂。这次许克祥的政变，又算是帝国主义之第四种方法小试成功一次。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出兵干涉既未奏效，经济封锁也无全功。尤其是他们暗助张作霖在河南作战的方法，始终是大大的失败。郑州、开封都已经克复了。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冒着盛暑在前线作战，前有帝国主义供给的厉害的炮火，后有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的扰乱，但是，他们的勇猛牺牲的精神，冒万死而冲锋陷阵，始终得了第一步的战胜，使革命领域从武汉而进展到了郑州、开封。我们看见武汉数千伤兵的惨状，不能不切齿痛恨帝国主义新旧军阀以及许克祥之狠毒。

　　帝国主义、张作霖、蒋介石的毒计，又因许克祥的反革命行动更增加其恶毒。帝国主义者不但幸灾乐祸的庆祝许克祥，说：“武汉方面反对左派之事业日见大效”；帝国主义者不但利用许克祥扰乱革命领域及北伐后方；帝国主义者还要希望长沙政变的事实材料，而暗示中国的一般民众：“你看，那曾经赞助北伐的湖南农民，那正在节衣缩食以供军米的湖南农民，当北伐军往河南打出去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伏尸道旁，成千累百的了！”这种暗示，可以使国民政府与革命民众相隔离，可以使国民革命的国民政府丧失平民群众的社会基础，可以使国民革命战争，丧失为民权为自由为改善工农生活而战之意义。这是帝国主义所极端需要的，因为如此，他们便不难趁革命内部分崩的时候，而一举以扑灭革命，至少，他们能使中国革命改变其性质与前途，只成其为上层阶级的革命，不但工农，甚至一般中等阶级也得不到自己的解放——民权政治与经济建设。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假手于许克祥而造成这种暗示了。

　　何况郑州、开封克复了，革命更加进展而胜利了。帝国主义与军阀更加要加紧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许克祥之湖南独立政府存在一天，则这种危机扩大发展之可能多一天。河南战场上革命将士之血和湖南屠杀工农之血，将要合流而向枉死城的城壕中去了！国民政府为巩固革命之胜利，战胜革命之危机起见，应当用十二分的决心和努力，扑灭那违背法令，擅杀民众，破坏国民党三大政策，扰乱北伐后方，推翻省政府，弁髦中央的帝国主义工具之许克祥的反革命。湖南的农民工人，全国一般平民及革命将士，如果还是拥护国民政府，努力国民革命的，也就应当奋起斗争，以实力颠覆蒋介石第二的许克祥，和东南的平民及将士对于蒋介石一样！

　　郑州、开封的革命胜利之巩固，须得长沙革命危机之消灭，而后方能得到保证。

　　一九二七，六，五，晨五时

　　原载《向导》1927年6月8日第197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夏斗寅叛变，1927年5月13日，驻防宜昌的夏斗寅部乘武汉国民政府北伐，与四川军阀杨森部勾结，公开叛变，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企图颠覆国民政府。叶挺部击溃叛军，并乘胜追击至咸宁。夏部退至鄂东、皖西一带。

　　[2]许克祥（1890—1964），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1927年5月20日在长沙制造反共屠杀事件。

　　[3]仇鳌（1876—1970），字奕山。湖南湘阴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3年后任湖南省民政司长、内务司长。当时任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反共马日事变。1949年促进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4]萧翼鲲（1879—1935），字跃鲸。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湖南省议员、财政厅长等职，参与发动马日事变。

　　[5]彭国钧（1883—？），字泉舫。湖南安化人。曾任广东南雄县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参与发动马日事变，后成为国民党CC系骨干。解放后被捕自溺而死。

　　[6]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7]赵恒惕，见本卷第534页注48。

　　[8]李品仙，湖南人。唐生智部属，曾任湖南暂编陆军第四师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当时任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9]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10]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11]杨森（1884—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四川地方军阀。1926年9月转附北伐军，任第二十军军长，但暗中仍受任吴佩孚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鄂军总司令。1927年与夏斗寅勾结，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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