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瞿秋白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事变[1]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这些事变愤恨欲死，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每一胜利都抱着无限的欢慰。中国劳动者的斗争成为一切注意的中心，是当然的事。中国解放运动之发展的速度，真正是空前的，暴风疾雨似的，但是在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虽得到许多的胜利，而距成功之期，实在还远得很。中国革命不过才发源，它将继续发展下去。但它愈扩大和深入向前发展，则一切困难也随之而加多，这些困难能否解决，实在足以决定革命的结果。本篇将提出威胁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危险问题来讨论之：

　　主要危险有下列三类：（一）外部的危险，（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的危险，（三）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现在逐条讨论之。

　　先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不能认为是好的。第一，我们须与全副武装的强有力的敌人争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俄国革命就与中国不同，在俄国没有帝国主义这样直接统治的威胁。我们斗争的结果将改变全世界的局面，我们革命一开始就震撼世界资本的根本利益。很显然的，不经过残酷的斗争，全世界的剥削者是不会放弃他们的优越特权和剥削制度的。第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根本一致反对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就要好些，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恰当主要的帝国主义各国正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互相尽力屠杀，以致没有力量去干涉俄国的事情；这一条件对于俄国革命是有极大影响的。可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就不同了，这就使我们有注意外部危险的必要，这一危险或者使革命在资本的铁蹄之下压迫下去，或者可以使革命运动延长时期。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因这种危险而停止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放下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武器。恰恰相反，我们的党应当在事实上证明它是反帝国主义最坚强最彻底的战士。问题的本身仅仅是我们如何去消灭对于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我们的国际政策。这些问题关系于我们革命的成功或失败。我以为对我们革命的国际政策应按照下列五种方针：

　　（一）我们应当应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分裂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应当煽动和加紧他们相互间的争斗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我们不应当一下子对所有帝国主义者下总攻击，我们应当对准他们的创口处和在他们最不利的机会中向他们进攻，我们应该避免单个地方的躐等行为（例如禁止所有外人在湖南经商等），当运动还未十分发展，当革命后备军还未移动前进的时候，这种左倾幼稚行动并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结果，而只是使于我们不利的时候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公开直接的战争。

　　（二）在我们分裂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中，我们不应忘记对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临时妥协或让步，以便易于抵御别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如俄国在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为取得休养和组织自己力量的时期，还甚至于割地议和与德国缔结临时条约（一九一八白莱斯德和议条约[2]）。现在谁也明白了，这个让步是临时的，在这个协定中得到的最终胜利的，是革命的俄国。我们不应当犯左倾幼稚的毛病，不应当为很小的挑拨所诱惑，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策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不过讨论此问题，又免不了有许多新困难。当俄国与德国帝国主义订立协定的时候，俄国已有无产阶级独裁作保障，因此这协定不是向外国资本的投降，我们没有这种保障，因此我们应当十分注意使与外国的协定不超过了革命的要求之外，同时，更毫不客气的和一切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奋斗。

　　（三）我们应当尽量的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联系，在国际问题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应当是统一的。现在我们仅仅重述孙中山联俄的遗嘱[3]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已占有国家的地位，现在已有好几省在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下，我们应当用国家的实际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嘱到事实上去。这样就可更加巩固革命的阵地。

　　（四）我们应更加坚决的继续加紧我们的反对封建制度及军阀的争斗，这样即是动摇和消灭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如果我们以为帝国主义仅是外面的敌人，那就非常错误了，其实外国资本在我们内地有它的地位，如果军阀是外国军事势力扩大的向导者，则其余各种封建的地主、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买办阶级等，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扩张的向导者。外国资本剥削我们的系统，是建筑在这些反动成分的基础上面，所以破坏这个剥削系统，捣毁这部剥削的机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继续北伐战争，消灭一切新旧军阀，就是给帝国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就是破坏它在中国之政治经济的统治。

　　（五）我们应该与国际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更亲密的结合，我们这种工作应当隔离第二国际[4]，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制度的走狗。我们应使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正确的了解我们斗争的情形，使他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共同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是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不亚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之困难），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则将保证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过程中的一切任务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同时，更保证这一革命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假使资产阶级抓住领导权，则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所趋向的胜利，不是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仅是改变这一统治的形式。我们试一看过去各种情形，就可看出中国革命直到现在还表现有两种趋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之趋向。不过就阶级的意识看来，在革命开始发展的时候，其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资产阶级不免的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因为民族革命很快的发展，同时使国内的劳动群众很快的组织起来，这样广大的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发展，造成无产阶级在竞争中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我们的革命一直到现在就在这种互辩的矛盾中间发展，一直到现在这两个趋向（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是共同存在着。现在因为革命势力占据了扬子江流域，占据了主要的经济区域，收回来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5]，无产阶级暴动占领了上海，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余孽，群众运动继续发展，结果必定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这两个趋向已达到不可并存的程度，已达到某一个必须消灭别一个的时候了。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当中，已完全表现出酝酿已久的破绽，就是革命或者坚决的依靠群众与帝国主义斗争，或者从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少许的让步而即与之妥协，并掉转头来限制、束缚以至于消灭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使它一方面参加民族革命，同时又选择第二条道路走。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好玩的参加革命，所以它们必选择第一个道路。民族革命之统一战线急剧的分裂了。这两个趋向首先是隐潜的准备的形式，到了现在这两个旧同盟军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变节，脱离革命的战线，我们不能认为（有些同志都认为是这样）已把两个趋向竞争问题解决了，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争得革命领导权的危险了。但事实决不是这样简单，资产阶级（这里讲的当然不是那部分纯粹外资走狗的买办阶级，而是那部分曾经握武器打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脱离革命，但是还不是急转直下的完全变成反革命，而加入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在某一定期间内，它还表面上保存自己独立的力量；虽然它是逐渐的走进买办封建军阀的公开结合中去，但它决不一下就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尝试和按照自己目的去解决革命问题的企图。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它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这最后一营垒对于革命的危险决不下于第一个营垒，这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危险，不在它公开的反革命，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它还挂出假革命的招牌。

　　因此，如果谁以为资产阶级现在已脱离了政治舞台，那是非常之不正确的，资产阶级还正在争取领导权，它还正在寻觅和选择社会各阶级中自己的同盟者，上海与广东的状况便是最好的榜样，那里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利用改良派的工人、民团、手工业者、军队来反对革命的力量，分离一部分工人反对别一部分工人，利用一些农民反对别一些农民，利用民族主义来愚弄和蒙蔽人民的思想与觉悟，特别是利用之以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谁胜的问题——民族改良主义或是真正革命的营垒，带法西斯蒂形式的资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或是无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是还没有解决的。领导权的斗争是继续着，资产阶级有夺取领导权的危险依旧存在。在这个领导权斗争的新环境之中，我们应执行下列的任务：

　　（一）最主要的任务——隔绝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同时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但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佣、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应付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以为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到革命联合战线中来是可能的事，但那部分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且与封建制度对农民剥削有密切关系的当然除外。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

　　（二）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6]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7]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8]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

　　（三）我们不应当让民族改良主义统治下的省份之反动政权趋于稳定，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去扰乱它的后防，我们应当揭穿它改良主义假革命的面具，应当扩大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煽起农民运动，我们应当准备力量，不仅由外部并且由内部去消灭这个民族革命背叛者的政权。

　　（四）在国民政府下的省份，我们应当更扩大深入的去发展群众运动，由原始的变到自觉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应当在政治上巩固和加紧去指导群众运动，我们应当更勇敢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建设民权主义的政权。我们应当达到武装工农，以保障革命的胜利，聚集我们的力量实行社会的改造，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与军阀。

　　（五）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在最后，但其意义可不是最后的）。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这是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看第三种危险，这里所要讲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拿中国无产阶级在大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数量与集中看来，它足以实现革命领导权作用。但主观的力量如何呢？它的革命意志是否充分发达？在某种政治影响之下它是否不坚强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西欧的工人运动给我们不少的经验，虽然客观上革命的情绪很充足，但因为工人阶级主观力量的缺乏准备，以致革命未能胜利。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轻视的，这问题已不仅是在理论上成为有兴趣的问题了。我们要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可以发生那些危险，然后才可以与这些危险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有四种形式，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之思想与政策。这四种东西就是改良主义、工团主义[9]、无政府主义[10]、孟塞维克主义[11]。中国工人运动中有没有发展这些政治趋向的基础呢？试分别言之：改良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产物，那里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的一部收买少数上层工人，有时更及于很大的一部分工人；如果中国不变成帝国主义的国家，则中国便没有这种改良主义的基础，这种危险可以说没有的。但从别方面看：一、在中国本地有得很高工资的工人；二、这部分工人使改良主义、黄色职工国际[12]与第二国际在中国找到他们帮手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得个结论说，如果中国工会发生改良主义的趋向，则是由于受国外改良派的影响。然而外来的改良主义或者可以抓取一小部分工人，但广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危险不十分可怕。再看第二种——工团主义的危险，这一主义是发生在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比政治组织发展较早的地方，并且因政党的时常变节，使无产阶级对它失掉信仰，以致认为政治斗争是无用的。中国的环境很有些像俄国，经济组织是由政治的组织产生的，我们党指导自己所产生的组织不致发生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错误观念，因为中国在外国资本的统治之下，所以无产阶级一发生经济斗争时便不能不联贯到政治斗争，也如同在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不能不转变到反对俄皇的斗争一样。这种工团主义的危险在中国比较更少可怕的成分，除非共产党政策犯了极大的错误或者反动派得着胜利，才能够使工团主义得到发展。但是即使反动派得着胜利，他们很长期的压迫工人的政治积极性，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种危险——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本身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这种思想的基础的，它的基础是游民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但因为无产阶级与这些社会成分有关系和受他们思想上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发生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可能。若从这个观点看来，则不能认为中国的情形是好的，因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假如中国没有帝国主义者这样强力的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各种政治运动，则中国工人中或真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又促进了它的敌人的团结，因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但无产阶级本身须有最大强度的组织性，并且须组织全民族中被压迫与破产的各成分，使能共同拥护无产阶级作战的方针。

　　以上是分析敌视我们的三种机会主义。至于第四种孟塞维克主义则较复杂，孟塞维克主义在俄国曾得到过完全特殊的发展，孟塞维克派不明白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之间的区别，不明白无产阶级之奋起，成为革命主要动力，有使革命性质变化的可能。这些思想客观上是表示资产阶级要实行它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的尝试。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中国情形很有许多与俄国相像的地方，孟塞维克在中国有发展的基础，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虽然因为苏联存在的事实，胜利的布尔塞维克主义[13]经验的指示，对于这种危险成分可以减少，但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着的，并且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某一时期中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来把自己总是看作“在野党”的趋向，不求参加革命政府的趋向，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以致逐渐的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迟钝了它的斗争，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否认这些错误是不赦的罪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14]的所以有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意义，就是在于它用无产阶级的光明态度指出过去的错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最痛苦的结核，当以孟塞维克的染毒为最。因此，我们必须用在俄国战胜孟塞维克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思想，注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以预防孟塞维克的毒素。在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取得胜利！

　　五月二十日于武汉

　　注　释

　　[1]中国事变，指1924—1927年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2]白莱斯德和议条约，今译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苏俄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在布列斯特签订和约。该约虽使苏俄丧失部分领土，付出巨额赔款，但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同年11月13日，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该约。

　　[3]孙中山联俄的遗嘱，指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在病危之际用英语口授，由鲍罗廷等笔记，经孙中山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希望“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4]第二国际，见本卷第256页注188。

　　[5]收回来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见本卷第540页注122。

　　[6]李济琛，见本卷第397页注⑨。

　　[7]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新桂系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参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8]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9]工团主义，19世纪末西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认为工团（即工会）是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把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是工会运动的最终目的；工人阶级无须有自己的政党，只要依靠工会，采取罢工、抵制、示威、怠工等直接行动，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反对政治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等。

　　[10]无政府主义，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思潮。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等。

　　[11]孟塞维克主义，今译孟什维主义。参见本卷第540页注114。

　　[12]黄色职工国际，见本卷第124页注④。

　　[13]布尔塞维克主义，今译布尔什维主义。见本卷第539页注107。

　　[14]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见本卷第569页注15。

　　(1)本文曾收入《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作为附录二。署名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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