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瞿秋白

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

　　国民军[1]受列强哀的美敦书的逼胁而战败之后，北方政局便又完全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英日帝国主义的军队——吴张[2]的势力，相继进逼而夺到京津，关于政权的建立便成反动派内部的严重问题。固然，英日吴张的自相冲突，许多小军阀的操纵捭阖，使所谓中国的中央政府，延长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相当的解决。但是，这一政权，曾经因为这种冲突矛盾而停止其存在吗？不然的。段祺瑞[3]的末日，还正在屠杀民众；王士珍[4]的“临时反动政府”（治安会），客观上是维持暂时的局面，做张吴势力的正式政府之预备，在治安会时期，京津商民受着极严酷残虐的统治：奸淫抢杀，强迫使用军票，强占学校民房……无所不用其极；王怀庆[5]就卫戍总司令之后，张学良[6]到京之后，再进一步的压迫人民：搜查大学，虐杀新闻记者，公布对于“赤化犯”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这种反动政治和统治，不但是一直存在着，而且时时刻刻对人民压迫，人民切身的感觉着。所以可以说段祺瑞后的北京政权，亦许不是对于各省军阀的中央政府，对于他们早已无中央政府之存在；可是对于人民，却至少有一反动政府继续着，一天天不断的压迫。这一政府并未消灭过的；只有在国民军去后，北京政府更加明显的反动，代表军阀帝国主义处置被征服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京津直隶的人民。——虽然治安会里有王士珍、熊希龄[7]等猫哭老鼠的滑稽戏，然而并不因此而减少他为反动军阀维持秩序的政权的意义；至于王怀庆，更可不加说明了。这一短时期，表面上是反动势力内部冲突并未得着妥协解决的方法，形式上是没有政府，可是事实上对于人民却立即感受强暴有力的政府之成立和压迫，对于帝国主义者亦已经有了“强有力的”代理人，替他们扫除革命势力——所谓赤化。况且事实上的政府——汉口的吴佩孚和奉天的张作霖，正在往返磋商的指挥全国镇压民众的政策，所谓反赤战争。因此，我们只可以说：这一短期间反动势力因内部还没有融洽，而不能组织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却不能说：英日帝国主义和张吴反动军阀对外——即对于中国民众，还没有辖治支配压迫屠杀之事实上的中央政府。

　　所以就全国大势而论，英日帝国主义即张吴之间，如果没有决绝的破裂和冲突，使其中之一对于国民军及人民不得不略略让步，那么，这一反动政府，不论其形式如何——或是吴占优势或是张占优势，或是护宪或是护法，或是张吴平分内阁的政权，对于中国民众的意义，却都一般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局面。

　　现在的中央政府问题，完全是英日吴张内部的问题，瓜分政权的分赃问题，决不是甚么宪法约法的法律问题，和人民的关系是很少的。

　　只看护宪的直系军阀，他们的目标是要使英国帝国主义在北京政府里占优势。他们所护的宪法是曹锟贿选的宪法[8]；贿选国会的恢复当然可以帮助吴佩孚政治上的势力。因此，奉张方面便竭力反对，他的办法是要假借护法的名义，根据旧约法的选举法召集新的国会，如此，奉张和日本的政治势力才能有充分自由活动的机会，才能在政权支配上占得优势。中国的国会，在这种形势之中，自然完全处于军阀支配之下，不论是贿选国会或是约法的新国会，现在甚至于连粉饰共和招牌的假面具作用都完全没有了。奉张和直吴，至多不过想假借各地士绅、土豪、买办的政客议员，做自己政争的工具。这种国会对于一般民众没有丝毫意义，只是多一种卖国殃民的机关罢了。贿选国会议员固然是猪仔，奉张所要召集的新国会何尝又不是要当猪仔呢？这些猪仔性成的劣绅政客——贿选的吴景濂[9]等，主张护法和恢复黎元洪[10]总统的章太炎[11]等是中国社会里最腐败反动的垂死的士阀之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各地大土豪、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道德上、政治上、经济上破产的过程里，只能勾结军阀帝国主义，帮助压迫民众以取媚于他们的主人，而求保持自己对于一般农民的残酷剥削及严厉压迫的地位和声势，巩固自己对于一般商民的把持政治舆论等机关的势力和权位。军阀如果要国会，至多也只收买利用这一般人或者再加上些买办分子；而国会之中这些分子再代表各派军阀和各国帝国主义，来表现他们内部互相的冲突，再演出许多奇丑不堪的种种贿赂卖身等的怪现象。军阀之下的国会，除此以外，不能有丝毫别的意义，决谈不到甚么民主立宪等等。

　　何况，现在各派军阀，连利用这种猪仔国会的需要都并没有。他们在北京及各地，很有力量可以屠杀民众、压迫言论、强迫行使军用票，对于商人、农民、工人、学生一概可以任意镇压，遇不着丝毫要求民主或立宪的运动和他们抗争；他们又何苦制造这种所谓国会的机关自讨麻烦？反正事实上对付民众的中央政府已经站得住。护宪护法的军阀，所注意只是在此种名义之下多争些政权，并不是宪法或约法所规定的人民自由和主权。这样胆大无耻的政治态度，已经是国人公认的公开的秘密。如今甚嚣尘上的护宪护法问题里，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种问题；甚至于三年前拥护曹锟皇帝的保皇党张君劢[12]等，那时还假意说这一曹宪怎么样的好，还提议要江苏公民投票表决，还说“看大家要不要这一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和民生计划等”，如今甚至于连这种无耻至于极点的劣绅政客，都不敢再在这一点上表示赞成护宪。为什么？因吴佩孚等以护宪为标榜的军阀，天天在那里残杀压迫民众，摧残一切所谓宪法上的自由或权利：铁一样的事实摆在国人的面前。护法的呢，亦是一样。张宗昌[13]、张学良、张作霖等的屠杀残暴尤甚。反动军阀有这么样充分的自由可以辖制宰杀人民，他们还用得着甚么国会来做共和招牌？因此，吴佩孚对于贿选国会，已经声明不管。护宪的意义，便只剩得争夺政权和金钱，赤裸裸的丝毫没有遮蔽。张作霖对于护法的主张，如拥黎补足总统任期等，也斥之为政客利用，置之不理，说甚么政治法律问题付之“公开讨论”。这虽是他明知一般舆论不会赞成贿选派的护宪说，而故意投机；其实也是他表示放开法律问题，老老实实的说：多给我些政权，甚么政治法律，我都不管。

　　所以，半月以来护宪、护法之争，实际上不过是压迫民众的事实上的“政府”里，各派军阀内部争权的斗争，亦即是英日帝国主义互争多分支配中国政权的斗争，与宪法国会等本身绝无关系。即使有国会有约法或宪法，也不过是奉系或直系的工具；在这所谓“宪法与约法”之下，人民的受压制剥削是一样的，亦许那种压迫比较现在还要更加厉害更有系统更有“名义”些，亦许更加增长地方上士绅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政治经济势力。何况，现时的军阀连这种国会和法律，都已经公开的搁过一边。所剩的问题，只是事实上的政权分配问题。

　　固然，在这种争夺政权的斗争里，最近半月来张吴两方的暗潮很厉害，双方都还是利用所谓法律问题；但是，这种冲突始终还不至于使他们破裂。他们有一致的政纲，便是共同讨赤，共同压迫民众。“方今赤党犹存，军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为将帅者，不以此时戮力救国，同恤简书，而欲树置官僚，宴安鸩毒；吾辈当责其根本之误，原不必以法相稽……”（辛亥同志俱乐部[14]的通电），这种话，护法的是这样说，护宪的也是这样说。足见，他们的共同目标在于讨赤；如果能一致讨赤和一致压迫民众，大家都可以牺牲法律问题。现在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已经公开的讨论分配政权的问题了。五月九日的北京电讯已经说颜内阁[15]将要实现，内阁里的分配有下列的拟议：

　　（一）直系得交通、农商（或内务）两部及烟酒署、盐务署；

　　（二）奉系得财政、内务（或农商）两部及税务署、崇文门监督；

　　（三）英国的顾维钧[16]得外交总长；

　　（四）日本的某人得外交次长；

　　（五）教育总长须找一特别残暴而能压迫学生（赤化）的。

　　英日吴张这种胆大无耻公开的支配北京政府，瓜分政权，准备压迫民众——清廓赤化，实在用不着我们再来申说。总之，现时的中央政权问题，不论英日吴张内部有多大的争执，至少暂时不是立即破裂的局势；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始终还是一致的——他们最初假借宪法约法名义互相争执；后来明显的变成奉派内阁（梁士诒[17]、李景林[18]）及直派内阁（颜惠庆）的争执；如今已经讨论到英日联立的内阁；共同讨赤的目标，使他们已经公开的声明抛弃法律问题，事实上严厉的一致进行压迫民众的政策。

　　这样英日吴张战胜中国国民之后，既已公开的连猪仔国会都抛弃，明显的实行变相专制政体；既已公开的讨论各派帝国主义走狗的瓜分政权；既已标榜扰害人民的战争——所谓讨赤，公然要摧残全国比较自由的地方，如湖南、广东及西北；既已极残暴的屠杀压迫人民，扰乱金融，屠村屠城，禁止言论集会等一切自由，那么，不论他们之间是否还在冲突，人民方面难道还不实行反抗，难道静待张吴的冲突而想偷得些自由，或是静待他们武力征服全国？中华民国已经完完全全亡了，中央政权早已落于帝国主义之手了，我们难道就此安心做亡国奴吗？现时英日吴张瓜分政权的结果，如果是能妥协解决——或是张作霖只争内阁中的奉派位置而不管颜内阁是否根据曹锟辞职为名为摄政；或是吴佩孚只争颜惠庆事实上的总理，而不提法律即摄政的问题——那么，英日联立的政权更加巩固，压迫人民和出卖中国的政策更加要加紧的进行。如果不能妥协而继续现在的混沌局面，那么，就是现在的形势，这一混沌的政府也就对于人民和国家尽其压迫破坏之能事了。人民方面如果没有反抗的行动，一定只能屈服在他们淫威之下，做驯服的亡国奴。我们人民应当在各地奋起抗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及吴张军阀的统治，商民、农夫应当立刻实行抗税抗租，工人、学生应当努力抗争组织罢工等等自由；一般人民都应当立刻起来组织自己的地方政权。难道人民之中，真还有人相信甚么约法立宪等的问题里，军阀能赏赐人民以自由安宁；难道还有人真的相信，可以劝告军阀分疆自守，实行什么联省自治（全国商联会江苏办事所）；难道还有人相信，单以言语文字恳求，便可以使军阀尊重我们的人格性命财产（如《现代评论》[19]上陶孟和[20]所说！不的，我们所要求的决不能限于保障性命财产和人格；我们就算只要求生命财产人格的保障，也必须推翻现在的帝国主义政权——英日吴张联合的政权，我们必须自己取得政权）？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帝国主义政权的推翻，必须要民众自己的奋起；消极的等待英日吴张间之冲突，是没有用的。譬如最近吴张的冲突使表面上对于西北国民军的战争暂时和缓，使吴佩孚对于湖南的进攻不能十分急进，这些当然对于政治变动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假使民众和反帝国主义军队方面，没有积极的奋斗和准备，那么，吴张之间的冲突，只是多一次军阀的战争，多一次人民的灾害，结果，他们的胜败不过是英日势力的消长；即使国民军等类的武力能乘机略占优势，对于人民却始终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至多再造成前年北京政变[21]后的局面，而不是人民的政权，因为人民自身的武装和政治力量一定还是很薄弱的。因此，我们应当赶紧积极奋斗和准备：各地一般民众应当积极起来反抗反动政治，准备自己的武装，自动的联合各界组织管理地方政治的机关，如市民代表会、乡民代表会等，要达到这一目的，不应当畏惧武装的暴动。再则，一切接近革命的军队，如国民军、国民革命军[22]等，应当立刻积极的准备作战，抗御反动军阀的侵略，和各地奋起的人民联合，听民众的指挥，以实行革命的战争。总之，不是消极的利用敌人间之互相冲突，利用军阀的战争；而是积极的联合一切和军阀帝国主义冲突的力量，实行革命的战争。

　　人民的政权也决不能限于地方的性质。譬如湖南唐生智[23]战胜之后，仿佛平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湖南与广东的关系比较的有保证了。但是，反动的军阀政权存在着，吴佩孚的势力保持着，这种政权不久便被吴佩孚取去了。再则，譬如孙传芳在上海及江浙，帝国主义者便全利用他来辖治上海及这些地方的人民；教他来弄什么商埠市政等把戏，把租界华董问题和地方自治问题（即民众管理市政问题），一概撇开；吴佩孚还会逼迫他赞成甚么护宪的颜内阁。所以各地的民众，不应当只注意当地的问题，应当不问中央是王士珍、王怀庆、梁士诒、颜惠庆或是直奉英日的联立内阁，都一致的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之支配或瓜分中国的政权；并且要互相赞助各地之革命的反抗的以至于一切改良的运动。总之，我们亦应当有全国各地一致的政纲，便是赞助赤化——民族解放和平民自由，以与帝国主义的反赤联合战线抗争，而达到建立人民政权的目的。

　　人民政权的建立，更不能用立宪约法国会、军阀会议、联省自治等办法来实现，必须以革命手段实行召集国民会议[24]。前年北京政变之后，段政府在奉张和国民军势力之间，尚且不肯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那军阀的善后会议[25]，更是不必说他。何况现在帝国主义全胜的中央政局！旧时的国会，甚至于重新召集的国会，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只会是帝国主义军阀的代议机关。所以我们必须召集人民的国民会议，才有真正中国的和民众的政治中心。而且国民会议的召集，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就是必须各地民众的暴动和革命军队的战争胜利。各地人民团体，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应当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打破一切士绅、买办、土豪所能利用的国会之幻想。而这种运动，正须各地民众立刻积极起来做政治斗争，互相响应，努力组织自己的力量，才有基础。总之，我们要造成民众的政治中心，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和平劝告、军阀会议、立宪约法、召集国会等类的空想，必须建立各地民众的组织，造成国民会议的基础，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

　　现时中国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是帝国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机关，不管他们内部的冲突如何，如果人民不能在各地奋起直接斗争，准备武装力量，督促革命军队，那么，我们并连帝国主义军阀的内部冲突都不能利用；各帝国主义联合统治中国或某一帝国主义单独统治中国的局面是不会变的。我们现在的责任，便是组织自己，积极实行各地的政治斗争，反抗军阀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一切护宪护法的把戏，向帝国主义的政权直接斗争，对于这种政权实行抗税抗捐；各地人民团体自动的建立地方政权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督促革命军队，并准备民众武装的革命战争；以达召集真正国民会议，建立人民的中央政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原载《向导》1926年5月15日第153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2]吴张，即吴佩孚、张作霖。

　　[3]段祺瑞，见本卷第40页注③。

　　[4]王士珍，见本卷第64页注26。

　　[5]王怀庆，见本卷第137页注④。

　　[6]张学良（1901—　），字汉卿。祖籍奉天（今辽宁）海城，生于台安。张作霖之子。当时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国民军退出北京时，率部进驻北京。

　　[7]熊希龄，见本卷第139页注38。

　　[8]曹锟贿选的宪法，指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共13章141条。这部宪法是直系政客为掩饰贿选丑行在几天中匆忙炮制出来的。

　　[9]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唐、晦庐。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先后任临时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非常国会议长。1923年操办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舆论抨击。后退出政界。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袁世凯死后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7年张勋复辟后下台。1922年6月被直系军阀抬出复任总统，次年又被驱赶下台。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1928年在天津逝世。

　　[11]章太炎，见本卷第72页注11。

　　[12]张君劢，见本卷第74页注30。

　　[13]张宗昌，见本卷第47页注59。

　　[14]1924年12月，章太炎、冯自由、田桐、居正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宣言》，反对国共合作，重行集合成立“国民党护党委员会”，次年定名辛亥同志俱乐部。

　　[15]颜内阁，指1926年5月13日至6月22日的北京政府内阁，由颜惠庆任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16]顾维钧，见本卷第139页注27。

　　[17]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旧交通系首领，初为袁世凯心腹，后投靠奉系军阀。1921年由张作霖推荐任内阁总理。次年下台。1925年复任北京临时执政府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等职。

　　[18]李景林，见本卷第42页注13。

　　[19]《现代评论》，1924年由陈源（西瀅）、徐志摩、王世杰等在北京创办，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资产阶级法治，反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28年12月终刊。共出205期。

　　[20]陶孟和（1888—？），名恭，以字行。天津人。早年留学日本和英国。回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21]北京政变，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联合奉系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历史上称为北京政变。

　　[22]国民革命军，见本卷第64页注18。

　　[23]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24]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25]善后会议，1925年2月，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并抵制国民会议，召集各地军阀头目及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会长等举行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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