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问题|瞿秋白

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问题

　　（—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

　　五卅[1]周年快到了；一方面帝国主义者恐惧战栗地等着这一个“不祥日期”；别方面全国民众发奋磨励地准备着革命的斗争。去年五卅以来一年，帝国主义用尽种种强暴奸险无耻的手段，来摧残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中国民众受着历次的压迫，国民运动各地分别的被打击，以致于形成英日吴张[2]战胜而宰制中国政治的局面。五卅案的民众要求不但一条也没有达到，反而更受着极严重的压迫，而濒于完全亡国的危险。中国革命势力的受摧残，固然因为帝国主义直接指使并赞助张吴军阀的反赤战争，公开的供给饷械，甚至于亲自出兵；但是，也因为国民运动内部中国的高等华人百端破坏，幻想和平妥协，出卖民众利益，而自己哀求帝国主义的让步。如今一年以来的痛苦经验和现时中国沦亡的危险，当然要激起民众，在五卅纪念的大示威里征集一切力量，打破改良派的幻想，而继续革命的斗争。一年来高等华人所属望的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华董问题[3]、会审公堂问题[4]等等，丝毫结果都没有；同时，英日张吴战胜后的所谓中央政府里：日本人想攫取政权，并且已经夺得东三省许多权利，以为出兵灭郭[5]之报酬，还在讨论投资汉冶萍公司，收买湖北象鼻山的矿；英国人想假借关税会议的把戏，借给中国政府以空前的大借款，攫取大批中国权利。英日双方竟敢公开的使用张吴走狗，以中国中央政府为互争攫取中国利权的场所；又在驱使张吴共同讨赤，广播战祸，屠杀人民，摧残自由；直、鲁、豫、鄂已经饱受奸淫抢掠，还有多种军用票、省票、官票等强迫兑现，扰乱金融；他们还要进攻西北和湖南、广东，将这种残暴的统治普及于全国。这种状况之下，谁还能相信五卅要求可以妥协而达到？谁还能相信关税可以自主，法权可以收回，华人得以参与租界市政……？帝国主义者有这等好的刽子手，如吴佩孚、张作霖等，代理他们统治中国，他们那里会有丝毫诚心作部分的让步？绝对不会有的！中国民众在五卅周年纪念里，必须要集中全国的革命力量，继起极广大的运动，提出彻底的革命要求，认清革命的方法。这一运动里，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民众，应当负起极重大的责任。上海不独是五卅运动的发难地，而且上海的民众比较起来是全国最有组织的，便是上海的商人也是全国最有力量的。所以上海的民众，应当努力做五卅全国大示威的先锋，应当尽力的为反帝国主义的全国要求而决死奋斗！

　　中国民众的要求是——反对英日吴张的反动统治，召集国民会议[6]，建立人民的中央政府：

　　（一）五卅案的总解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海陆军及巡捕；

　　（三）收回一切租界和租借地；

　　（四）无条件的关税自主；

　　（五）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

　　中国民众都应当一致的为这些要求而奋斗。因为现在压迫这些要求的斗争的，便是张吴以及其他军阀；所以：（一）各地民众在这大示威之后，应该紧接的实行积极的斗争，反抗各地的军阀统治。民众对于强暴的压迫，固然要反抗；对于虚伪的改良，亦是要暴露这种奸计，而做彻底的要求。五卅后，民众运动从革命高潮而逐渐低落，便是因为民众方面不能一致的反抗，而部分的受强暴的摧残，甚至于受虚伪的改良表示之愚蒙。（二）上海方面的民众，正和这些总的要求接触最近，如会审公堂、华董问题等，又是五卅惨案的发难地，如今军阀帝国主义者于强暴的残杀之后，继之以虚伪的改良，上海民众更加应当积极奋斗，根本推翻当地军阀的统治，以断绝维持帝国主义势力的一切可能。全国各地这种民众一致反抗卖国军阀的运动，当然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一致的目标——五卅的惨杀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行使这些条约的结果：外国工厂的残虐，外国巡捕的枪杀，外国海陆军、商团的对和平民众作战，外国资本家的统治租界市政，以及其他会审公堂、工部局领事等的治外法权，关税的不能自主……无一不是五卅屠杀的根本原因，而军阀的统治却是维持这些条约的力量。可是，民众的反抗军阀统治，除这种目标以外，更紧接迫切的便是力争各地人民的政权——各地的民众组织和斗争力量，将以力争地方上的政权而益强固扩大，直接给当地军阀以巨大的打击，如抗税抗捐等的运动，已足根本摇动军阀的政权，更不用说武装自卫的斗争。各地的这种斗争，必然能切切实实的造成民众的武力——军队和民军，推翻张吴等帝国主义走狗的残暴统治；造成真正民众的团体，做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人民政府的基础；这种强固有力的人民中央政府才能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

　　尤其是上海，这种积极的地方政治斗争，立刻给军阀和帝国主义双方以直接的打击。上海地方的统治，一方面，有帝国主义走狗之走狗丁文江[7]——所谓淞沪商埠总办公署[8]，别方面，便有帝国主义直接的政权机关——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9]；尤其是工部局，他便是五卅时直接屠杀上海民众的凶手。五卅运动爆发于全国，上海、香港、汉口、天津、唐山、河南等处的中国无产阶级，先后继起的罢工反抗；各地一般民众抵制英日货，做伟大的运动；许许多多革命的同胞因此被殴辱、监禁、屠杀（从去年的五卅到今年的三一八[10]）；各地的商人奔走呼号，参加民众所发起的关税自主运动，提出租界华董问题，赞助收回会审公堂的要求……经过中国民众这样努力的一年斗争，至今所得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一）关税会议上空口答应一九二九年实行关税自主，可是，还要附带裁厘的条件，帝国主义者明知军阀战乱不息——这种战乱，他们自己随时可以制造的——裁厘始终不会实行；所以结果是永世也没有关税自主。（二）法权会议算是开始了中国司法的调查；然而最近北京公使团已经声明，就是“上海会审公堂问题，也非候正式中央政府成立不能谈判，省政府的一切接洽概作无效”，当然更不必说取消领事裁判权了；其结果，司法只管调查，而收回法权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难道有人相信，英吴或日张的中央政府成立，能够收回法权和会审公堂吗？（三）租界华董问题，汉口算是通过了英租界工部局里的二名华董，上海工部局也算通过了三名华董。但是，公使团声明“华人既不同意，可以不必再提这一问题”，这就是说，一个华董也没有了！中国商人方面，已经妥协让步到一十二万分，只主张按照纳税额比例选举工部局的华董。然而帝国主义者还是不答应。照理说来，租界是中国领土，外国籍的居民根本没有参政权和选举权；如今商会领袖和帝国主义者讲地方政权上的“平等”，恐怕他们还要进一步要求中央政权上的平等——中国国会和国务院里也加几名“西董”呢！（四）不但如此，帝国主义实际上如此进攻，如此强项，表面上都还要装着让步，欺骗中国民众，尤其想使资产阶级中立。但是，他们至多只能准许中国人穿着中国衣服进中国领土内的中国金钱所造成的公园；至多只能准许收回租界当局越界建筑的马路；至于公廨华董等稍稍重大的问题上，他是丝毫也不让步的。（五）同时，帝国主义还在继续向民众进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现在正在讨论增加房捐的问题，法租界公董局也在想添设食物捐，趁着米价房租昂贵的时候，对一般贫民压榨。五卅罢工之后，英日帝国资本主义者一直不肯履行复工条件（日本领事亲手签字在复工条约上，却公然的背约），无故开除工人，减低工资，雇用工贼捣毁工会，弄得工人生活痛苦万分，今年年初到现在，上海工厂工人的大小罢工，就已经有了二十多次。甚至于工部局亲自放火，焚烧平凉路的贫民住宅。（六）帝国主义者这种残虐的市政，还有军阀帮忙。不用说五卅以来张学良[11]、邢士廉[12]、严春阳[13]等竭忠尽力地替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众，尤其是工人。单就最近的市政设施上说，华、租各界当局都是一致的压迫政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压榨同时并行，弄得上海市政坏得不堪，生活程度日益昂贵，而一般民众的经济日益困苦；去年以来不但工厂工人罢工，便是手工业者的罢工和风潮也陆续继起，如木匠、漆匠、染业、药业、金银业的学徒和工人。（七）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华界和租界当局连同压迫民众的事实，还可以举出不少实例：摧残闸北自治[14]，以武力强迫接受市公所和工巡捐局[15]；米荒中警厅所办的平粜，不但难免作弊，甚至于一律抬高平粜的米价，超出于贩来的洋米价格；强迫征收卷烟税，使华界烟商受罢市三个月的巨大损失，现在又要征收宅地税；帮同租界压迫一般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自由，屡次严禁反帝国主义的示威，甚至于国耻纪念；逮捕枪杀总工会的职员，以及一般工人。（八）最近，租界市政里的华董问题，激起一般民众的反抗，华界又有市民力争闸北自治的运动；于是帝国主义者更想出一个巧妙的方法，教孙传芳[16]来提出组织淞沪商埠督办署问题。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上，称颂孙传芳的市政计划，并且举荐丁文江博士当总办（因为他曾经反对抵制英货）；宣传得孙传芳仿佛是个开明皇帝，能为市民实行甚么大改良的政策，而丁文江起草的孙传芳演说词，简直成了《字林西报》[17]的宝贝；从此，“圣君贤相相得益彰”，再给虞洽卿[18]等九人以淞沪督办公署的参议，“上海市民有了这样的开明政治，还要甚么自治呢”！丁博士丁总办的政绩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多少，可是他一到任，他部下的警厅便发令禁止一切没有注册的团体，这便已经可见一斑了。

　　总之，这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帝国主义一面用赞助张吴战争的手段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一面又用种种欺骗政策，假意让步的手段来造成改良的幻想而破坏国民运动；同时，实际上他们一步不放松的着着进攻。这都是整个儿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上海方面这一计划的表现，便是华租各界当局，费信惇[19]、丁文江等，共同对于上海中国市民的诳骗压迫。我们民众反抗这种统治的彻底要求，当然是：

　　（一）反对军阀督办淞沪商埠，反对摧残闸北自治，反对帝国主义者赏赐的华董，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领土内（租界）的市政；

　　（二）要求上海英法华界统一，市政统归华人管理，实行普选的市议会，管理上海地方的政权；

　　（三）反对华租各界的一切苛税杂捐；

　　（四）要求市民监督财政，一切税捐不得市议会同意，一概不得征收；

　　（五）反对压迫或限制市民的选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权利；

　　（六）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民办市政——维持民食抑平米价，建筑贫民住宅，救济失业，整理道路水电等；

　　（七）反对虐待劳工，如克扣工资，殴打工人，无故开除，摧残工会等；

　　（八）要求制定上海市的劳工保护法——规定最低工资，按期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一律休息，改善工人待遇，发给工人医药，改良工厂卫生……限制童工年龄和夜工时间，保护女工童工等的条例。

　　上海的民众没有一个人的心里，不是渴望这些条件的实现的。今年五卅大罢市大罢课大罢工的示威运动，应当立刻继之以抗捐抗税的斗争。于力争实现最小限度的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三条[20]正式要求的示威之后，于厉行抵制英日货要求全国的总条件之时，应当同时提出这些彻底的上海要求，以实力的积极的直接的斗争——抗捐抗税运动去力争，准备长期持久的奋斗。中国民众的团结，必然有这种力量，可以使各地的民众运动和南北的革命战争汇合起来，达到中国民众的最终目的。

　　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对于切身的要求，应当有一致勇猛坚决的力量，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自然会达到胜利。或者说，这些要求都太高了。殊不知道：（一）我们进行的步骤或者可以采取比较渐进的性质（参看本报一百五十期《再论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21]），但是，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政纲。高等华人的妥协卖国，并不在于他们只提出按照纳税额选举华董的主张，却在于他们的观念根本错误，认为这是中外平等参政的原则。民众亦许不能立即剥夺外人侵占的上海市政权，而逼不得已要暂时容忍西董；但是，民众应当知道中国市民所应得的权利是什么。如今高等华人的观点，认为上海市应当由中外纳税居民平等选举董事来管理，这种态度便是帮助帝国主义者传播改良主义的幻想——中外合作，协商亲善等等，便是承认西人干涉中国市政的权利。（二）我们提出的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亦许形式上可以是妥协退让的，但是，我们要有积极的实力的方法来力争这些要求，逐步的前进，以革命手段求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高等华人的妥协卖国，并不在于他们所提条件太低，而在于他们提出条件之后，只有登广告、登启事、宴会、谈判、疏通、请求外交官等的方法。这些方法无非是制造些“某一外国名人对我表同情，认为某事某事是过当”，或者“某官厅的坚决拒绝，却也有他的理由”等类的空气。这种方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是不怕的，只有感谢不遑。所以民众方面应当个个人都明确的知道我们所争的甚么，应当有确定明了丝毫不模糊的政纲，宁可一时不能正式提出，而逼不得已要提较低的条件，可是必须明认这是让步的，这是暂时逼不得已的；而且既已有了政纲和要求条件，便应当不断的继续努力奋斗，得寸进尺，一直到达到推翻帝国主义的目的，不可容忍丝毫改良派和平妥协合作的幻想；总应当用积极的革命的方法去力争，例如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或华董“依法”选举，各地地方自治等，便须至少有极严厉的抵货、抗捐、抗税的运动，一直到武装的斗争，不可停顿于谈判协商交涉的方法。

　　或者说，中国民众始终还是没有力量。是的！如果民众的国民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不是革命的，如果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被破坏，民众的力量自然现在还小。可是，我们要知道，中国五卅时的民众运动，势力并不算小呵！何况，上海方面有“中国最有力量的总商会”，以至于一切高等华人。他们的力量真正是很大的：当五卅初起，总商会擅自改低要求条件的时候，这是高等华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军阀政府的代表蔡廷干[22]等和帝国主义者，都立刻把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一笔抹杀，硬认总商会几个领袖的意见是上海市民的意见了。当高等华人——种种式式的买办帮着日本人鼓吹先行解决日厂罢工，单独对英的时候，他们的力量确是很大的——不久，日厂工人因他们会同交涉员强迫签订复工条件而上工了，全国单独对英的空气弥漫了。当关税会议刚刚提议，英国人要求停止英厂罢工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亦是很大的——总商会克扣英厂工人维持费，英厂工人差不多弄得无条件的复工。当邢士廉要封闭上海总工会，勾结商会首领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更是很大的——三言两语便保证上海总工会封了之后，“商界”不来反对。当全国实行抵制仇货，革命的学生到处会同监督这种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更是大得“民无能名”了——奸商任意偷漏，甚至于暗杀学生首领，在抵货宣传最激昂的一年内，上海海关的英日进口货，反而比前年更多！当反奉战争和奉直联合进攻国民军[23]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也有消极的表显，他们宁愿受帝国主义军阀的战祸，低首服心的用军用票，听凭奸淫掳掠，而不敢赞助“赤化”和“反戈”。这些高等华人虽然用种种卖民求利的政策，要博得帝国主义军阀的恩典赏赐时，他们的力量是不小；然而，他们妥协让步的改良运动，却丝毫没有力量了：他们也要求关税自主和关库公管，他们也要求收回会审公堂，他们也要求华董，他们也争闸北自治，他们也反对卷烟税、宅地税、军用票……可是甚么要求也达不到。他们原想帮助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民众，或是急急妥协退让，鼓吹亲善和平，以此邀反动势力的宠幸，然而事实上决没有这么一回事。可见中国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过去是受这些高等华人的破坏，国民革命的政纲和策略，过去是受这些高等华人的扰乱，所以民众方面的力量便分散而至于失败。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本是非常之伟大的，但是受帝国主义的离间和高等华人的分散，所以仿佛是没有了！

　　现在，五卅的周年纪念的时候，民众方面应当征调一切活力，集中于继起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一般商民、学生、农人、工人都应当知道：我们民众的革命政纲和要求目标——全国的及上海的——都是异常明确的；我们民众的革命策略——抵货、抗税、抗捐、革命战争——都是积极而坚决的；我们民众的革命联合战线，要非常之巩固而不散乱，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一般民众应当知道：充冒华人领袖的士绅、买办、博士、教授所谓高等华人，他们的改良妥协的政纲，畏怯群众懦弱无能的策略，破坏联合战线的行动，一年以来已经很明显的帮助了英日吴张的胜利，成就了帝国主义宰制中国和上海的局面，不但破坏革命的运动，甚至于断送了普通商民所想望的减税减捐、地方自治、关税自主等等的运动。高等华人为甚么有这种破坏革命的力量？因为民众方面，尤其是一般商民的和平迷梦，维持了他们的信仰。高等华人压迫破坏民众运动和革命势力，是有力量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便没有力量了。民众革命力量，便在于扫除这妥协卖民的阴谋，一致的联合战线。一年来的苦经验已经置中国于亡国之境，难道我们民众，尤其是革命的工人农民，还不快起来督促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积极的实行革命斗争吗？高等华人是畏怯群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是要勾结他们的。今年五一以前，帝国主义者请上海高等华人吃了一顿饭，命令他们不要参加“五一暴乱”，答应他们通过华董问题。果不其然，三一八京案追悼运动时，总商会会长“因公他出”，五一到五九[24]，高等华人的团体差不多完全默无声息。华董却并没有得着。现在，在五卅之前，帝国主义者听说又想请吃饭，孙传芳也赏给了九个商埠督办的参议位置。果不其然，上海总商会会长竟预先申明不用吃饭，他就可以到日本去“参观”，并且自己预备筵席，和上海辞行，在五卅之时，远离上海。此次高等外人和高等华人宴会的消息，共有三次：第一次说，工部局将宴华商，商量五卅事件；第二次说，并无工部局宴请之事，乃是虞洽卿宴别商界领袖；第三次——今天的报纸才说真话，原来仍旧是日本侨商饯送虞洽卿先生等的赴日参观团。虞先生道谢时说：“去年五卅发生，中日两国之问题独能先他国而解决……两国感情，亦渐见良好。”中国民众和商人想想，是不是如此呵！？——（十八日注），上海的一般民众是否可以都离开上海，中国的一般民众是否可以都离开中国，以避免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呢？民众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抛弃一切改良妥协的幻想，决然以革命的手段力争中国民众的正当要求，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统治，在上海便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市政府。组织团结，积极斗争！

　　原载《向导》1926年5月22日第154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五卅，见本卷第40页注①。

　　[2]吴张，指吴佩孚、张作霖。

　　[3]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华董问题，见本卷第45页注46、47、48。

　　[4]会审公堂问题，指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要求帝国主义解散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会审公堂。参见本卷第46页注50。

　　[5]出兵灭郭，指1925年12月日本出兵援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倒戈。参见本卷第41页注⑥。

　　[6]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7]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曾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5月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8]淞沪商埠总办公署，即淞沪商埠督办公署。1926年5月4日，直系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建立。孙传芳自任督办，丁文江任总办。下设总务、外交、政务、保安、工务、财务6处及参议会。

　　[9]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均为外国侵略者在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

　　[10]“三一八”，见本卷第40页注②。

　　[11]张学良，见本卷第149页注⑥。

　　[12]邢士廉，辽宁沈阳人。奉系将领。当时任奉军第二十师师长。1925 年6月13日，随张学良率军进驻上海，任上海戒严司令。

　　[13]严春阳，孙传芳部属。1925年10月孙传芳部进占上海后，继奉军邢士廉任淞沪临时戒严司令。

　　[14]闸北自治，见本卷第47页注63。

　　[15]市公所于1924年由沪南工巡捐局改组而成，为南市（华界）的市政机构。工巡捐局于1926年由沪北市政局改组而成，为闸北（华界）市政机构。1926年5月，以孙传芳为总办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统一上海市政为名，即将市公所与工巡捐局强迫市民接受。

　　[16]孙传芳，见本卷第46页注55。

　　[17]《字林西报》，也称《字林报》。英人在华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报刊。1856年创办《北华捷报》。1864年7月定名《字林报》，为上海工部局喉舌，英、美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代言者。1951年3月31日停刊。

　　[18]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19]费信惇，见本卷第107页注①。

　　[20]十三条，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与帝国主义交涉解决“五卅”案而提出的13项正式条件：惩凶；赔偿；道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优待工人；分配高级巡捕，华人应占巡捕全额之半；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工部局投票权案；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军等。另有4项先决条件，合计17条。

　　[21]《再论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见本卷第77页。

　　[22]蔡廷干（1861—1935），当时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税务处督办，被派赴上海任处理“五卅”案的外交交涉员。

　　[23]1926年4、5月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24]“五九”，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压迫下，屈辱地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人以五九为国耻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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