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吴张战胜后之中国资产阶级|瞿秋白

英日吴张战胜后之中国资产阶级

　　（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

　　吴佩孚[1]、张作霖[2]的联合战线战胜国民军[3]之后，英日帝国主义又处于宰制中国人民的地位。吴张的战胜国民军，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中国人民，这在最近时局里种种事实可以看出来的。英日和吴张都是互相冲突，英日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和吴张军阀的地盘问题，无处不伏着许多矛盾。帝国主义者为要避免这些冲突的爆发起见，便拿反赤主义做自己的政纲，拿欺罔政策和假意的让步使资产阶级中立做自己的策略，以求达到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根本肃清赤化的目的。

　　反赤主义是甚么？固然，我们还没有看见反赤主义演讲集，也没有看见英吴或日张的建国大纲，但是这一反赤主义现在正在实行之中，我们只要看下列的事实便可以知道：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内——（一）在湖北实行盐斤加价，强索饷项；（二）在河南（郑州）出令禁止抗用不能兑现的省票和铜元票，违者枪决；（三）王怀庆[4]就卫戍司令之后，立刻强迫银行公会缴纳军警饷，同时，便颁布保安办法十七条，对宣传赤化及主张赤化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四）吴佩孚在汉口暗中进行以京汉南段地皮抵押某国，借一千万元；（五）吴佩孚还准备出卖象鼻山矿于日本；（六）吴佩孚主张庚款筑路，不仅是扼制教育经费，还含着有攫取新铁路扩张自己势力的阴谋。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内——（一）屠杀山东农民四十五村（藉口平红枪会[5]），（二）杀《京报》主笔邵飘萍[6]；（三）在奉天逮捕要求加资的印刷工人三十余人；（四）在北京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攻北京时滥抛炸弹；（五）在京津行使军用票，当街枪毙不肯接受该票的商人至数十百人；（六）与日本订密约出卖满洲许多权利，以报日本出兵助灭郭松龄[7]之恩；（七）强项主张撤退苏联大使，破坏中俄协定[8]。这些事实，已经很详细的解释笺注反赤主义的意义——便是卖国害民四个大字。

　　英日指使吴张实行这种卖国害民的反赤主义，并且驱使他们继续战争，采取分工合作的反赤战略：吴佩孚势力往南发展，利用邓如琢[9]攫取江西，又遣派叶开鑫[10]攻打湖南，宣言力讨“南赤”——国民政府[11]；张作霖进攻南口，热河，并使阎锡山[12]自大同进攻，要想根本消灭“北赤”——国民军。这种以反赤为一致的目标而维持吴张合作之策略，在日来路透、东方各社电讯的宣传里，看得非常清楚。军事上既有这种策略，政治上帝国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指导。最近东方社已经发表颜惠庆[13]内阁的名单，说“曹锟下野宣言又引起了纠纷”；张作霖也就发通电，要求公开讨论约法宪法问题。路透社亦说“曹锟之通电益令时局复杂”，并且说颜惠庆尚未宣布愿退林下；吴佩孚也就暂取模棱态度，主张只要新国会和曹锟[14]自己下野并宣告解散，他的意思只在内阁中实权的分配。双方冲突的意见虽未消灭，却可以看见互相迁就，力求避免破裂的苦心。帝国主义者自己，甚至于亲身参与北京政局——路透社说福开森[15]在治安会里与王士珍[16]是同等主要人物（哈哈，上海工部局[17]不容纳华董[18]，北京临时反动政府里却有了西董！）福开森竭力主张治安会暂时还不能停止办公，便是因为要维持这过渡时期，以便英日双方从容商定组织联立的反动政府。

　　英日张吴战胜后的时局，显然已经是极反动的局面，残暴的屠杀压榨，遍及于社会各阶级。这种时局的趋势，显然是联合张吴的反动势力，延长战争，攻打国民军、国民政府，置全国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刀俎之上，又要有大批的中国权利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姑且不论张吴的联立政府能否成立，联合之政局究竟有多少时候，而人民的受压迫却始终是一样的。在这种明显的情势之下，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怎样呢：还是希望妥协让步和平解决，哀恳帝国主义军阀的慈悲，还是和劳动平民携手，以坚决的斗争（革命军队的战争和人民武装的暴动），答复帝国主义的进攻呢？

　　上海总商会的机关报《中国公论报》（The China Tribune）最近第七期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要求解决中国国家大事，须得民意的协商。他说外国人应当赞助中国人民团体和军事当局开会议的主张，不应当坚持“依赖一二强有力者治理中国”的旧观念。他指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疆吏，不为正义之主张，纠正他们的错误，反而“利用不平等条约横加压迫”，例如（一）大沽事件[19]，强硬压迫国民军；（二）对张作霖的“对俄失态，驱逐大使”，不加指斥；（三）对吴佩孚的维护贿选议员和总统，不加匡正；（四）“附和”庚款筑路主张，赞助军阀攫取路权和财源，以扰乱中国（这一条见第七期通信）。《中国公论报》所想望的政治，有七条纲要：

　　（一）军民分治；

　　（二）裁兵废督；

　　（三）军队须为卫国之用；

　　（四）废除种种苛税；

　　（五）整理财政，如铁路收入及内外债利息等；

　　（六）停止高压行为，如军用票的行使和强迫借饷；

　　（七）清廉的官吏和行政，严惩贪婪。

　　这种资产阶级的内政政纲，表面看来确是很正当的；但是，姑且不用说，商会首领的眼光里，看着军阀屠杀人民摧残自由等事，不算是“高压行为”；单就实行这一政纲的方法来论，他们便没有指出来。难道军民分治，裁兵减税，整理财政吏治，现在的反赤军阀能自动的实行吗？反赤主义鼎盛的地方，一切行政恰恰与商会所希望的相反，我们上面所叙述的种种事实，都是非常明显的证据。如果冯玉祥[20]、国民政府等都算是赤化，那么他们的行政和趋向，却正合于商会所想望的政治。这样说来，中国资产阶级现时所亟亟需要的，正是赤化主义。只有赤化主义的军队战胜，这种政纲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些赤化军队，曾经屡次宣言主张国民会议，尤其是孙中山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能容纳一切人民团体的意见，能给人民以解决国是的机会和权能。资产阶级是否明白了解了这一点呢？

　　当国民军苦战于京津之间的时候，他们（尤其是一军）从不强项需索；当国民军退出北京、天津的时候，秩序井然绝无骚扰，甚至于英日张吴都不能不称赞；广州国民政府更是早已废除苛捐杂税，计划开辟黄埔。中国资产阶级对于现在吴佩孚的南侵，张作霖的西伐，以及以前反动军阀陈炯明[21]、杨希闵[22]等攻打广州政府，或张宗昌[23]、李景林[24]等侵袭国民军的时候，总是默然不理，丝毫不与以赞助。现在，更有所谓全国商会联合会江苏事务所出来，发表通电，主张：“就现在各方所有之势力范围，直截痛快均平支配，支配之后，专以全力各自整理其范围内之军民要政，与民休息，不再备战。而于壤地相错防军紧接之区，或互派中立之员，或划作缓冲之点，务使距离远而接触不至发生，利害轻而冲突无自而起。而对于中央政局之措置，则请诸公择众望式孚之人，推为临时元首，以维现状，由元首选任国务总理……唯各省亦须慎选代表数人，集合研究国家制度，是否适用联省制，抑仍采用旧约法。如仍用约法所规定制度，则请临时政府克期改选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法选举总统，以成立正式政府。如用联省制，则宜组织联省参议院，以议决联治之新制。”这样，事实上是要求各军阀在军事上停止战争，而在政治上维持原状，“与民休息”。全国商会联合会号称代表全国商人，竟主张保存反动军阀的势力范围，公然割据瓜分中国。中国全体商人，尤其是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湖北的商人群众，日日处于军阀压迫的区域之下，能否赞成这样主张？何况，这一通电非常和四月十五边章太炎[25]、黄大伟[26]、杨春绿等的通电相像，他们也主张“就各军所据之疆域维持不动……俟各省自治完成，再图建设中央政府。”这显而易见是一班无耻的军阀遗孽和士绅政客，或是假借所谓全国商联会江苏事务所的名义，或是勾结政客式的商人领袖，发出这种主张。固然，章太炎、杨春绿等，有英国使领、顾维钧[27]等豢养，可以坐在上海乱发所谓“商人”的政见，可是在天津、北京、汉口、济南等处的商人，天天受军阀的压榨剥削，难道能欢迎这种割据的主张，愿意巩固反动的政局！士绅阶级的败类至今还是垄断着舆论和所谓法团，甘心做帝国主义军阀走狗，但是商人的群众不应当再容许这种强奸民意的现象。亦许，商人之中还有许多梦想军阀的“悔悟”，实行“与民休息”，真以为这样办法——和军阀和平谈判，可以实行那七条政纲。所以这些士绅政客的败类，能够把持商人机关，而以全国商人名义暗渡陈仓地提倡军阀的联省割据主义。

　　至于帝国主义的欺罔政策，那么，固然他们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和军阀的冲突，他们除空口劝告奉直军队不可残暴之外，别无办法，所以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军阀攻打国民军，别方面便不能进行甚么巧妙政策缓和资产阶级而使之中立；但是，他们却能在外交问题方面实行这种欺罔政策。譬如关税会议[28]答应了一九二九年钦赐关税自主；法权会议[29]又在进行各省的司法调查；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30]里加入几个华人委员；华董问题在汉口英租界决定了两个，在上海公共租界也通过了三个；上海法租界暂停征收食物捐；公共租界的黄浦公园将要答应开放，准华人进去；越界筑路仿佛可以停，并且准华人赎回，帝国主义者这些欺罔政策完全是一种手段。他们只能挑极小的事让步；公园开放，可以加几个管理花园的“华人园丁”（委员），食物捐等类可以实行停征；租界旁原本是中国地界，工部局强占了半段马路去，现在也可以归还。这些小事上他们让步了，这些原本是中国的权利，他们现在归还了，——便算是给中国人面子，好缓和排外的空气。至于真正的让步，是绝对没有的；不但关税款项不准交中国人的公库管理；不但法权的调查永世也不会撤废领事裁判权，交还会审公堂；不但庚子赔款的支配权还完全属于英国政府；便是已经通过的华董，都实际上无形取消了——公使团认为华人要求修改《洋泾浜章程》[31]是“趋于极端”，复工部局的电道：“华董问题在未征得华人同意时，可不必提出”，这就是说：有三个华董你们还不满意，索性一个也没有！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暂时是不能满意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说：外交上必须根据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两大原则；中国的商会领袖现在还在继续对外要求：

　　一、关税自主，至少也要关税公库；

　　二、法权须从速收回，会审公廨无条件归还；

　　三、庚款不应交军阀支配；

　　四、租界华董按纳税多寡由华人选举；

　　五、进一步要求收回租界（见《中国公论报》第六期）。

　　这种资产阶级的对外要求，固然已经妥协到极端，但是，退一步说，我们就算只要求这些，那么究竟怎样实行呢？这些领袖却绝对没有办法。照理论上说，孙中山的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指明必须由国民会议[32]建立人民政府，然后才有实力自动的废除。事实上，现在广州的治外法权，亦已经缩小了不少，英国新闻记者和日本水兵已经两三次受中国当局的惩罚或逮捕；英国人的海关关吏始终不敢继续封锁粤海关。最近广州政府又拒绝法权会议委员的调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在，必须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毅然决然的赞助革命战争而要求实际上剥夺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非法特权呢？

　　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七月廿三日）主张立刻召集国民会议，综合全国的要求条件，对外强硬的交涉。那时上海总商会却正在降低人民要求，而和帝国主义妥协，完全和广州政府相反。如今，上海的总商会和纳税华人会[33]等，还是想望用和平谈判的方法，修改《洋泾浜章程》，要求华人有平等参与市政的权利。这不但对于一般劳动平民的要求，又是完全拒绝——纳税华人大致都要有五百两不动产的资格，他们竟完全不顾二百多万的无产的上海居民；而且，还不敢公开的说收回租界，反而说中国人的目的，只在与外人平等参政——中国境内的中外平等参政！在这些华人领袖的眼光里，完全承认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有统治权，他们只要求修改“上海宪法”（《洋泾浜章程》），使外国皇帝略略分一些统治权给他们。他们进行这种运动的方法，如冯炳南[34]的主张，是以中庸之道，待人处己一视同仁……彼此合组一中外委员会（公使团、中央政府、工部局西董和上海法团），从事修改《洋泾浜章程》。这种主张，在外人卵翼之下多年的中国买办，顶名洋商的上海地产所有人看来，固然已经很正当合理；但是，外人干涉中国市政是全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海一般商民工人月月纳巡捕捐、路灯捐、自来水捐、洋车小车捐等的，也与市政有切身的关系——他们，全国的国民和上海的一般市民，是否能同意于这种主张？原来买办阶级的对于帝国主义和士绅阶级的对于军阀是一样的，他们虽然也想争地方自治或市政管理，可是永世是撇开民众，只以妥协手段，哀恳一些对于自己有利的敷衍办法（闸北市政问题[35]，也是这样的）。这种买办阶级还在把持着所谓“华人的意见”。然而小资产阶级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36]等，仿佛已经看出这一点，主张改组纳税华人会，并且说：纳税华人理事的被选举资格，仅限于财产，“而不顾其人品良莠，行为卑廉，事之错乖，莫甚于斯”（虞仲咸）。但是，上海各马路商总会，也和胡适之[37]博士一样，只希望在英国“法律之形式下另生新解释”（他在基督教妇女协会里讲演庚款问题说的），他们的宣言始终也是说甚么“中西人民，同在一区域内担负同等之纳税义务者，应享受同等之纳税权利”；可见上海商人，还是在买办阶级式的思想笼罩之下。大半都希望外交部和公使团或者法团与外人的会议，能够用“中外平等，诚意合作，顾全友谊”等甜言蜜语骗取上海外国政府里的参政权，以及其他关税自主、庚款支配等；并且撇开一切劳动平民，默认剥夺这些下等华人的参与政权是天经地义。这样，自然买办阶级的政治领袖地位还是很巩固。

　　总之，帝国主义者于吴张战胜之后，一方面以反赤主义结合互相冲突的军阀，准备建立反动政权，别方面便利用士绅、买办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群众，实行他们的欺罔政策。他们于驱使军阀残杀人民之后，找着几个士绅败类，如王士珍、熊希龄[38]之流，抱着人民的尸首大哭几场，演几出猫哭老鼠的滑稽戏，便想缓和资产阶级，使之中立，承认军阀的政权，好再从容布置。他们于掠夺中国大批权利之后，找着几个买办分子，如纳税华人之类，主张中外合作，在外国法律之下，争求些须修改，做小小的让步，得大大的胜利。

　　可是中国的平民群众早已看透这种把戏。广州国民政府最近发表通电，主张“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当地组织坚固之团体，积极与军阀帝国主义抗争，以取得政权。”上海及各地民众对于华董问题，也主张作五卅案要求的总解决，主张中国人民团体自动召集市民会议，解决上海的市政管理问题，并且直接的执行自己的议决。中国民族现在一切对内对外的要求，从华董问题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整顿吏治到真正人民的政府，都必须要人民自己的积极的甚至于武装的斗争，革命军队的战争，扑灭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然后才能达到目的。如今资产阶级的要求既不彻底，那还不用说他，他们的运动方法，又完全是立宪主义的，可以称之谓“民族改良主义”。这种买办士绅所领导的民族改良主义，只是引导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妄想帝国主义和军阀能“诚意与之合作”，就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去弥缝补苴。其结果，不但是大多数民众完全处于反动政权的屠杀政策之下，就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永世没有达到的一天！

　　原载《向导》1926年5月8日第152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3]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4]王怀庆（1876—1953），字懋宣，河北宁晋人。直系将领。当时任京畿卫戍司令。

　　[5]红枪会，见本卷第42页注14。

　　[6]邵飘萍，见本卷第108页注23。

　　[7]郭松龄，见本卷第41页注⑥。

　　[8]中俄协定，指1924年5月3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苏俄特使加拉罕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据此，中苏两国恢复邦交，并互派大使。

　　[9]邓如琢，当时任江西军务督办。

　　[10]叶开鑫（1888—1937），字竞秋。湖南宁乡人。1923年起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当时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

　　[11]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建立。

　　[12]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1916年后任山西督军兼山西省省长，长期盘踞山西。当时曾率部与奉系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

　　[13]颜惠庆，见本卷第44页注31。

　　[14]曹锟，见本卷第43页注21。

　　[15]福开森（Calvin John Ferguson，1866—1945），美国人。1886年来中国传教。当时任北京总统府顾问。

　　[16]王士珍，见本卷第64页注26。

　　[17]上海工部局，见本卷第41页注④。

　　[18]华董，见本卷第45页注48。

　　[19]大沽事件，1926年3月12日，日军军舰让正进攻国民军的奉系军舰数艘尾随其后驶进大沽口，驻守该地的国民军在警告无效、日舰首先炮击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日本纠集8个《辛丑条约》签字国联合向北京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军事行动、撤除津沽防务，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

　　[20]冯玉祥，见本卷第42页注15。

　　[21]陈炯明，见本卷第107页注⑦。

　　[22]杨希闵，见本卷第107页注⑧。

　　[23]张宗昌，见本卷第47页注59。

　　[24]李景林，见本卷第42页注13。

　　[25]章太炎，见本卷第72页注11。

　　[26]黄大伟（1887—1944），湖北人。早年留学比利时与日本。曾任粤军第一路司令、粤军第一军军长。

　　[27]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职业外交家。曾任驻墨、美、古公使，驻英公使，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等。1922年至26年，先后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总理等职。

　　[28]关税会议，见本卷第45页注46。

　　[29]法权会议，见本卷第45页注47。

　　[30]1922年12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正式宣布退还英国部分剩余庚子赔款，但真正实施延至1931年。当时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并未成立。

　　[31]《洋泾浜章程》，见本卷第48页注65。

　　[32]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33]纳税华人会，见本卷第83页注④。

　　[34]冯炳南（1888—？），广东高要（今肇庆）人。曾任上海大振航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常务董事等职。

　　[35]闸北市政问题，即闸北自治问题，见本卷第47页注63。

　　[36]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卷第48页注66。

　　[37]胡适之，见本卷第63页注③。

　　[38]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等职。脱离政坛后从事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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