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哪里去？（三）民族资产阶级到那里去？

（三）民族资产阶级到那里去？

　　我们已经分析了封建买办阶级底前途，断定他只能引导中国走向“东三省”的道路。假使现在国民党中央派（西山会议派）底政权不倒，则中国便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再看，假使现在国民党内的“民主”（？）运动得着了胜利，民族资产阶级若是取得了国民党中的领导权，则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究竟在中国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本不成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却有许多号称“物观”的陈公博们，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用“小”字来形容。说中国仅有“小”资产阶级，他底“小”字究竟有多大呢？谁也不知道。大概他所说的“小”字，总比现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样的资本还要“略为”大一点。他们总说，中国资产阶级比起外国来只是个“小贫”，只是个“比较富一点的贫人”。自然，我们也绝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外国资产阶级要幼稚些，因为外国底资产阶级已经到了财政资本的帝国主义时代了，中国底资产阶级还带着殖民地的性质，自然与英美底资产阶级相差甚远。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

　　这并不奇怪，统治阶级本来是否认统治阶级存在的。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企图夺取封建买办们底反革命领导权，于是承认封建买办阶级底存在，以号召一部分群众向封建买办阶级进攻，另一方面又恐怕群众反对自己，则预先遣出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将自己底头上加上个“小”字。所以陈公博这般智识分子们，充分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他偏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偏自己“看不见”自己底原形。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外国资本家幼稚些，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仅只在大战[18]以后才得有个比较的发展，因为在大战底时候——以及大战后两三年——帝国主义者（除日本及一部分美国外），没有力量兼顾到东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减少了有力的竞争者，就在这个基础上便发展了中国底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这里我们不用多引数目字，因为本书底任务并不在详细叙述中国底经济。但我为说明这种现象并打破这种“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的观点起见，不得不引用几点概括的实际说明。

　　上海总商会出版的民国十七年五月份的商业月报（第八卷第五号）上，曾有一篇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概论。这篇文章的著者将一九〇二年以前称为“外人兴业时期”，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工业的时期，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为过渡时期，一九一一年至现在为商办工业时期，若用一句“不好听的”马克思主义话来说，这就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时期（或者不止形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商办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底工业——在欧战的时期得了很大的发展。因为这时候帝国主义对中国之商品输入很少。譬如中国入口货超过于出口货的数目，每年逐渐减少：

　　

　　外国到中国的入口既然这样减少，五年之间减少了十余倍，则中国底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可以得着比较畅快地发展。所以这篇文字底著者，也承认欧战期内是“商办工业焕发时期”，焕发的程度到了什么样呢？他有个数目字告诉说：

　　

　　此外，还有一个“华商”——中国资产阶级——的纱厂数目字：

　　

　　这些数目字是中国资产阶级底机关报自己登载出来的。资产阶级自身承认中国有华商工业底发展，但这些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却要给他加一个“小”字，岂不污辱了他们！？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是乘着帝国主义不暇东顾的时候而发展的，但他仍然是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他需要帝国主义底机器、银行、交通机关等的帮助，因为这些主要机关都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还有些企业简直是中外合办的，固然这种资产阶级已带着“买办”或“半买办”的性质，但他与其他底民族资产阶级仍是有许多利益相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自然又是互相冲突的，特别是关税及领事裁判权这些问题。关于这点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的经济“八字”便使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他只想帝国主义对他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让步。

　　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出身，他不与一般西欧的一样。西欧底工厂是由手工作房中发生了革命而变成的。旧的手工作房，应用了新式技术，便成了近代工厂。这样由手工作房主人所化成的工业资产阶级，则与其他底社会阶级不发生密切的关系，中国底工业资产阶级则不是这样。中国底手工业虽然很发达，但中国自己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底机器是由外国带来的。购买外国机器而开办工厂的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商业化的地主，刮得地皮的官僚军阀等等。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不是在封建势力的保护之下（如俄国）而发展的，虽然封建势力时常阻碍着工业资本的发展（如全国不统一，厘金战争等），但是中国工业资产阶级，仍然与中国底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工业资产阶级虽然与封建势力有显然的冲突，但是他在推倒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决不愿意彻底。此外再加以工农运动的发展，更使着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八字”——不彻底的性质——愈加巩固。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参加革命了，因为他不如此不能改良自己发展的条件。为改良而革命，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之很重要的特点。他曾经企图不用革命只用改良的方法，曾经企图议会政治护法运动，商人政府，贤人政治，废督裁兵联美制日等等，但是接二连三的都失败了。并且在这些企图失败之后，眼看着中国底小资产阶级（学生）运动，及工人运动（二七罢工，沙面罢工）都飞快地高涨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发展前面便摆着了这样一个问题：与其站着革命外边求改良而不得，并且还受革命运动发展的威胁，何不如走到革命里面去争取这个革命的领导权，而争得一个改良的资格？这个问题的答复，便是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动机。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勇敢地”参加了革命。

　　我现在的任务不必要继续叙述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后的历史及其叛变的经过，我要径直的来说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所摆着的任务。

　　我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国党底政权是地主买办阶级领导的政权，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这个反革命的政府，虽然过去曾有一个时候做了反革命的领导，但是他现在并没有反革命的领导权，那末在这种条件之下，他是否能将他自己开始参加革命时候所领导着的任务——改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拿来实现呢？换句话说封建势力当权的时候，是否能通过他提出的改良政纲呢？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民族资产底改良政纲不简单地只是发展资本主义，不简单地只是开办工厂与修筑铁路等等。假使简单地只是开工厂造铁路这些事，现在的地主买办阶级是可以通过的。

　　但只是开工厂造铁路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底资本主义，这是纯粹外国帝国主义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定要争得关税自主——即使不自主也要有很严重的提高——一定要收回许多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其他的利益。并且还要相当地打击城市中及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农村中需要相当地改良，并不是因为他底“仁爱心”，乃是因为他一则要缓和农村中的斗争而消灭革命，再则要改良农村中的状况以扩大国内底市场，以适合于资本主义底发展。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需要统一——至少要免除军阀战争，需要统一财政、统一外交、统一交通、统一税制等等，这些即使不要都完全达到，但总要有一个相当地满足，地主买办阶级是否可以照着他的要求来改良呢？以我底分析是不可能的。无论现在国民党是怎样官样的宣言“全国统一，训政开始”，但是若叫他对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取个进攻的（虽然小的）政策，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这直接与他自己“腰包”发生冲突。民族资产阶级若想改良他自己发展的条件，则他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来反对地主买办的统治。并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应当起来彻底推倒一切的封建势力，乃是说，他应当起来对地主买办在政治上的势力给一相当地打击（并不是肃清），以取得在这个反革命政府中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现在的希望正是这样，并且只有这样。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这个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的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买办的弱点提出了很“左”的口号，因为他想号召一部分群众去威迫地主买办让位。所以最近的出版界中，“左派”底刊物，攻击国民党中央底刊物非常发达（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红旗[19]第二期有“资产阶级最左的理论——黎明派”一文中曾比较详细说到）。现在已经有一部分青年将这看成了所谓“民主”运动，以为这有进步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大的错误与危险。我们要认这一个“民主”运动之阶级性，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一套把戏，左派底论调是一些骗人的口号，并且仅只是骗人的口号，这里一点革命的气也没有。

　　这两个反革命的阶级的内部斗争，现在仍在准备的过程中，未准备充分以前，自然还不至于直接爆发。假使要问：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可否得着胜利呢？则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到现在还没有明显，并且这个问题之最后解决，还要靠阶级力量的对比。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个历史的可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民主”的旗帜，至少可以号召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甚至于可以取得一部分受骗的落后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取得这一部分后备军而“战胜”地主买办。不过这只是个可能，而不是必然。

　　假使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这个反革命的领导权，则中国将有什么样的前途呢？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先需要将两点分别清楚，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愿意怎么样？第二，是他这种“愿意”能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现在开始说：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怎么样？

　　我们这里所说的“愿意”，是就民族资产阶级自以为可以达到的“愿意”而说的。在一般说来，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彻底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这个“愿意”在中国底民族资产阶级底脑中已经是没有，已经是不愿意的了。一方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都密切的联系（关于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另一方面则实现这种斗争必须动员广大的群众，资产阶级决不这样“太岁头上动土”的。

　　资产阶级愿意的还是胎中带来的“改良”。他的改良大概要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对帝国主义的：修改（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完全自主，或是尽量提高，收回领事裁判权，部分地收回交通权（铁路管理权及内河航行权为最），及其他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之小的限制。

　　第二，在政治上要：打破割据局面，至少要使军阀各守境界，“和平共居”，外交统一（反对军阀单独卖国）、财政统一、交通统一，允许小资产阶级之“法律内的自由”等。

　　第三，在农村中实行二五减租等。

　　第四，对于工人要组织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领导之下相当地改良工人生活条件，劳资仲裁等等。

　　我们根据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之分析，他过去统治南京时代的政策，及其代表所发表的言论，敢断定他自己愿意的改良政纲仅只有这么多，民族资产阶级得了反革命领导权之后，一定要努力于这些改良政纲的实现。我们现在分析的任务，就是要看这些政纲究竟可以怎样地实现，还是决不能实现。

　　一切施行改良的统治阶级，都必要自己有一种实际的力量，没有实际的力量，改良不但不能实现，并且不能开始。当着普鲁士及俄国的地主施行改良的时候（参看第一章），他们在政治上有整个的政权。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即使取得了反革命的领导权以后——还不是一个整个的统治阶级，还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只是一个“半统治阶级”。因此，他若不得着有力之赞助，则他底改良政策绝对不能开始。这是绝对不可能而绝对没有的事。但是一个有力的帝国主义出来赞助则是可能的事。不独可能，若是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反革命的领导权，则这个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赞助，简直是必然的。并且这个帝国主义一定要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这个帝国主义是谁呢？这就是世界第一最富足的北美合众国。

　　北美合众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当他要伸手到国际舞台上的时候，各处的殖民地都已有了固定的主人。他夺取殖民地的方法，只有以自己经济的势力，去推倒别人的政治。因此美国便高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美国这种政策，已经在菲律宾得了一次胜利。菲律宾以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友爱”的美国，便去帮助菲律宾人的“解放”。菲律宾固然由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解放”了，但是美国确比以前“更友爱些”了，他不但还继续“帮助”菲律宾人来建设国家，并且代替菲律宾人来管理国家。

　　美国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他早已拿到中国来应用，只是还没有找着有力的机会。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了依借外力的企图，则美国底“友爱”一定可以特别“谅解”，因为只有美国能以实际的经济力量去“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只有美国可以允许中国关税自主，可以“放弃”在中国底特权，可以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长足的让步。美国所希望的，仅是他底经济势力在平等的条件之下，可以横行中国。美国可以借大宗的款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至少可以作一个有力的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样一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自然“依照总理遗嘱”是应该联合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若想施行他底改良政策，则他一定要在美帝国主义底援助之下。这样，使中国将走到一个什么道路上呢？这固然是一个“美国底道路”，但这不是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美国底道路”，乃是一个投降美国底道路。这个虽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最后仍要走到殖民地化的道路，仍然是一个“东三省”式的道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企图建设一个真正独立资本主义的中国，不但不要依靠帝国主义而且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呢？这一点在理论或事实上都不会有的，即使有了这个企图也决不能实现。因为只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绝对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想达到这个目的不但要动员数万万的中国劳动群众，并且还要世界革命的力量——国际无产阶级与苏联——结成密切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愿意这样，并且拼命地反对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仅只能在某一个帝国主义底保护之下去施行改良。

　　我这段话说得太长了，所以我要我的意思用几句简单的话重复地再写一次，作为我这段话底总结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为自己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及地主买办都有关系的缘故，又因为自己恐怕群众运动高涨的缘故，所以他绝不能用坚决彻底的手段去推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底统治。他仅想对于自己发展的条件，取得一个尽可能的改良。他若不要求这一种改良，则他便是地主买办化，更不必争夺现在的反革命领导权。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在努力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则可知他一定预备了自己希望实现的改良主义政纲。而无论什么样的大小改良，他都至少要取得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底帮助。现在可以拿出这个帮助的是美国。但这样实现了中国底改良政策之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得一个相当的发展，但这个发展的最后仍使中国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使中国成为“东三省”式的发展，经过“东三省”式的道路，便是殖民地。

　　[18]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红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8年11月20日创刊于上海。原为周刊，第24期起改为三日刊，秘密发行。主要撰稿者有李立三、恽代英、罗登贤、谢觉哉等。1930年8月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上海报》合并，改名《红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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