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

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1)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动与发展，在极复杂的阶级关系之中，在极迅速发展的阶段之中，——亦就是阶级结合形势的急剧转瞬的变易之中，都和国民党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国民党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它实在有两重的意义：一是各阶级结合的方式，一是国民革命的政权方式。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后，早已崩溃瓦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7]——国民党，在革命“成功”之后，大部分腐化，投降袁世凯，投降种种军阀。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动力之一，华侨式商业资产阶级已经买办化。他们当时在国民党中是右派的代表，他们当初还希望袁世凯总统之下的责任内阁；随后，简直变成猪仔议员、军阀走狗，如吴景濂[8]等。就是这老国民党之中的左派孙中山等，也只是想凭借小军阀的武力，去打倒北洋军阀，他们和群众不能发生关系。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根本上的社会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是孙中山只有改良主义式的平均地权的空政纲，而且当时还藏在口袋里不敢拿出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是代表民众争政权，——中国国会制度迅速破产之后，他是没有出路，只有护法的口号。至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任务，孙中山那时也除富国强兵，争些“国际平等地位”之外，丝毫不敢有什么主张，反而在未得政权之前，先就百口应承的对帝国主义发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预约券。他那时已经是懦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国民党早已是不存在了。所以五四运动期间，我们看见中国国民党完全不起作用。

　　国民党的复生，导源于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领袖中一部分的“左倾”；然而国民党真正改组，始终等到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赞助方才见于事实。这一过程，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动起来，一般平民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展，而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之新的国民党（一九二四年改组的国民党）。

　　新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表现，是事实上联合战线的反映。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确是接受了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联合苏联；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也开始得着相当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和冯玉祥政变[9]，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国民党当时的确是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组织。孙中山赤化和冯玉祥赤化的名声，也在这一时期喧嚣于帝国主义者之口。

　　当时革命战线之中，固然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的，是赞助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一件事：国民党组织成分之中，自然遗留着辛亥革命以来已经朽腐的成分。国民党之中，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有买办阶级，——华侨商业资产阶级买办化的成分。所以一开始改组，国民党内便有少数右派冯自由等反共的老前辈，起来反对。这种斗争事实上继续到消灭刘震寰、杨希闵的战争。五卅之前，孙中山死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广州，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沈玄庐[10]等已经起来提出所谓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反对阶级斗争，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戴季陶主义的发端。

　　自此以后，国民党内反对改组的右派表面上消灭，而承认改组，同时要求控制共产派的新右派之斗争已经开始。五卅之后，戴季陶主义便公开的发动，孙文主义学会[11]组织起来，黄埔军官学校的右派形成起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在西山开会，以廖仲恺被杀案[12]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省港罢工开始时之左倾政策，为反对目标，这西山会议便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反共的斗争。说起西山会议派，这是中国革命中阶级背景最复杂的反映，尤其它和戴季陶派的关系。中国革命之中，在它最初的一阶段，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参加”。当时中国社会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一方面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的政府。但是广州政府影响之下的势力，实在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而且所谓革命的政权，事实上建筑在这些军队之上（从杨、刘[13]一直到冯玉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有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也有无产阶级、农民的成分。这一“革命联盟”之内，早已在这个时候发生内部的斗争，争领导权的斗争。革命联盟国民党内争领导权的斗争，就表现于争国民党的指导权。当时斗争的分野，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与新右派之争。当时的右派是什么？它是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但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只很小心、很谨慎的发动自己的斗争。而豪绅、地主阶级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们的政策略笨些，他们的西山会议甚至逼得戴季陶也不得不退席了。话要退回去说一说，曾经有一个时期（孙中山未死的时期直到杨、刘战争），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左派”之内；我们大家记得：戴季陶曾经算做左派，汪、蒋二字在廖案时期直到三月二十日政变是同写在左派的题名录之上。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左派”，这是什么意义？这句话，在现在看来，与“豪绅、地主阶级参加革命”是同样的可怪。但是事实如此，并且丝毫也不足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只有这种畸形的途径：帝国主义使豪绅、地主商业化，保持这一阶级在封建剥削的阶段上，加强地方市场的“发展”，经过它吸取中国农民的膏血。中国工业，所以始终只有如此可怜的状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始终没有完全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作用。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与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的混淆纠缠，成为“漆黑一团”的糊涂账。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尤其是南方广东等处的，便“参加”革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虽是封建性的阶级，但同时已经是很资产化的阶级。他们——地方性的商业豪绅阶级，利用急剧破产失业的农民（土匪）之雇佣军队，扩张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再不能像前清时代一样，俯首于贵族大地主的商业资本的统治之下，他们要反抗北洋军阀——纯全买办化的士绅贵族阶级；他们即使不能立刻取北京政府的卖国资格而代之，至少也要割据一方，要求帝国主义御赐的剥削农民权之一部分，要求分润帝国主义给与北洋军阀卖国赏金之一部分（例如列强承认北京政府，所以将“关余”给它，那时广州政府便说，至少我也要一份，——“请把粤洲关的给我罢”）。豪绅、地主阶级是如此这般“革命”的，当然客观上当时广州孙大元帅政府也是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注意，这是孙大元帅政府——北京政变后的冯玉祥在内——并非国民政府）。五四到五卅时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如此的形式之中。豪绅商业阶级在这革命政府之中，握有实际的政权——军事形式的政权。当初民族资产阶级是等于不存在（五四之前），直到五四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才渐渐抬起头来。国民党改组是在五四之后，学生、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结果，是革命势力——民众的革命势力的集合。那时资产阶级渐渐的觉到自己的力量。尤其五卅之后，民众革命行动大爆发，共产党独立的组织与发动大大开展，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更勇敢了，公开的参加革命。它同时感觉着两件“新玩意儿”，以前所没有的玩意儿：一是它可以利用民众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革命领导权了；二是民众尤其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和组织，对于它太危险了。这是矛盾的两件玩意儿，但是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八字”矛盾，命中注定的矛盾。当民族资产阶级，只估计自己的力量，它是太弱了，同时它又不愿意无产阶级及群众的革命力量觉醒起来；然而等到它看见已经有组织好的革命力量，可以利用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它就更加勇敢了，敢于提出更加坚决的要求了（鲁易[14]：《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到五卅前后是怎样的勇敢起来呢？它与豪绅地主的商业阶级分化已经比较明显了，它一开始便比较勇敢的赞成国民党改组。为什么？因为它要取得国民党军队的领导权，它模糊的懂得可以利用党权“来支配军权”。黄埔军官学校的作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的，军队中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亦是如此的。三月二十日[15]以前国民党改组以后，汪、蒋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若即若离的联合，其意义正是它为取得军队起见，要利用种种“赤化政策”与豪绅、地主的商业阶级争军队的领导权，同时，也就是与工农小资产阶级争国民党领导权之准备，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这般的“参加”左派的。在这时期之中，若即若离的联合，最明显的表现于西山会议派的联蒋倒汪的政策。西山会议时期（中山死后至三月二十日）的形势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造成一部分兵力，在两次肃清东江[16]之后，蒋介石的地位提高起来，当时在他面前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五卅后粤港罢工的极伟大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二是广东已经开始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对于反帝国主义是赞助的，是要利用的；对于土地革命是反对的。即使当时事实上土地革命方才开始，形势并不紧张，还只有农民运动，而没有直接提到土地问题，至多还是农民与豪绅开始争夺地方上的实际政权，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农民运动是“中立”的，然而提到土地问题的本身，它便不能不坚决的反对了。“汪精卫于民国十四年六月沙基惨案[17]后，在广东对鲍罗廷十二分不承意旨的时候，鲍罗廷叫汪精卫起草一篇主张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议案……后来幸而被戴季陶先生等打销了。”——（《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刘芦隐的《革命与反革命》）而豪绅、地主阶级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一、对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实际是反对的，即使在五卅时期革命形势汹涌，他们不敢直接反对，那么，至少也是怠工或中立的。——廖仲恺的被刺，至少是西山会议一类的人所幸灾乐祸的。粤港罢工时检查英货、巡查口岸是工人纠察队，不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甚至偷运，破坏罢工），至多只有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军，偶然参加这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二、对于一切农民运动都是极端的反对。这不用什么详细解释。总之，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是民族资产阶级拿着自己的妥协政策如“单独对英”、“希望日本人回东方来”等等口号，参加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一开始便站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交界点。它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已经渐渐开始变更策略：以前它曾经参加左派，借以反对孙大元帅[18]的旧部——黄埔以前的“革命军队”，现在它自己有了军队，但是力量还不够，它可以并且必须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利用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以逐渐团结将来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联盟。它在当时固然还是动摇犹豫于两方势力之间；一方面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另方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的开始。戴季陶出席西山会议，随又偷偷的退席，这件事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真。然而客观上说来，联蒋倒汪的策略，显然是豪绅、地主阶级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薄弱，利用它不能独立克服它所愿意抑制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与左倾政策，而来勾结它，奉承它，拥护它做右派与左派争国民党领导权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以争军队的手段，争取豪绅、地主阶级式的新军阀在孙大元帅政府中之实际政权。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应当如此说明。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党权”将近完成这一斗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独没有独力反革命的力量，并也没有独力革命的力量呵！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廖案以来的革命左倾政策，都在无产阶级以至农民群众斗争大发展的背景之上。这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是借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打击豪绅阶级。革命的发展，使领导权日益落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联盟之中日益感觉到：自己所利用的群众力量及国民党的“党权”快来利用自己了。所以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事实上已经是汪精卫的领导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已经达到顶点了。这时候西山会议开过了，右派要求开除汪精卫，同时已对蒋介石说过：你被利用了！当然，那时帝国主义的劝告和警告也很厉害了。联蒋倒汪和“优秀华人”的赞赏是同时并进的。于是民族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阶级一度分化，一度争夺军权之后，急于要转变而为联合豪绅、地主阶级，洗刷自己身上的赤化，而与无产阶级争领导权。确言之，便是更进一步的“取得”小资产阶级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三月二十日政变便在这基础上发生了。它是如何的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呢？它是否以“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以巩固联合战线为政策”呢？不是的！它在这种问题上，并不犯着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它以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手段去取得小资产阶级呵。三月二十日之后，甘乃光、陈公博等左派纷纷投降蒋介石和李济深，汪精卫是临阵脱逃，是被驱逐了，或者是“病”了。蒋介石虽然很久的抑制西山会议派，但是他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在政治上是得着西山会议派以及戴季陶、叶楚伧[19]、邵元冲[20]、孙科等的助力。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是必须得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甚至于短期间听它们的领导，听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蒋介石那时曾经说：听鲍罗廷的话，就等于听总理的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反革命，也是不能缺少豪绅、地主阶级的助力以至于领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将它变成了反革命的领导权，随后便自然要将这领导权还给豪绅、地主阶级。这一过程便是从三月二十日直到“宁汉合作”后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之过程。

　　【注】

　　[7]同盟会，即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孙中山领导下，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后，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8]吴景濂，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4月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 年5月被选为众议院议长，8月任广州护法国会众议院议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又在北京任众议院议长。1923年10月，参与曹锟贿选总统。

　　[9]冯玉祥政变，即北京政变。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在热河方面的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于23日将所部由前线秘密开进北京，包围总统府，软禁曹锟，接管北京全城防务。后又驱逐清废帝溥仪出故宫；同时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但在张作霖压迫下，又成立了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10]沈玄庐，浙江萧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9年6月与戴季陶在上海创刊《星期评论》。曾加入中共，不久脱离。后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曾任浙江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

　　[11]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4月由黄埔军校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发起组织，进行反共活动。4月20日宣布解散。

　　[12]廖仲恺被杀案，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偕夫人在中央党部门口下车时，突遭暴徒枪击，廖身中四弹牺牲。主谋此次暗杀的是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

　　[13]杨、刘，即杨希闵、刘震寰。

　　[14]鲁易，今译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印度人。1924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年参与起草《中国问题决议案》。同年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1927年4月参加中共五大，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为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等文件。6月5日，向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电”，被汪作为反共的把柄。7月被召回莫斯科。

　　[15]指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1926年3月20日。

　　[16]两次肃清东江，即广州政府为讨伐盘踞广东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而于1925年2月至6月、10月至11月初发起的两次东征。

　　[17]沙基惨案，1925年6月21日，为支援五卅运动，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6月23日，罢工工人、农民、黄埔学生军等十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国水兵、巡捕突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十余人，打伤一百七十余人。

　　[18]孙大元帅，即孙中山。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军政机关广州大元帅府，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故名。

　　[19]叶楚伧，江苏吴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25年11月，曾出席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20]邵元冲，浙江山阴（会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派。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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