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2)

第一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2)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它的性质正在它的急剧进展之各阶段里明白表现出来。中国革命的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过程。

　　中国辛亥革命[4]失败之后，于欧战期间开始第二个革命浪潮（五四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逐渐的积极起来；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跃登政治舞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是革命前夜的时期。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社会中之各阶级都在团结组织自己的力量，但是，当时无产阶级已经处于革命先锋的地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早已开始于五四运动，可是引导这一运动到真正革命的道路：和苏联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抛弃与某一强国亲善以反对别一强国（亲美排日）的策略，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关税自主等的要求，揭破美国帝国主义的欺骗、软化政策的，——始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罢工和种种斗争，也在这时期中大大的发展起来。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骨干而发展出来的：这一事实，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国民党的改组，国民革命军的改造，抵货、罢工斗争的剧烈，广东农民协会的开始组织与斗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和国民会议的要求之提出——总之，一般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运动——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做先锋的。

　　五卅运动的爆发，便将前此积聚团结的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而奋发起来。说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开始，决没有什么夸大的。五卅之后，中国革命便急剧的进展，中国的阶级斗争剧烈起来，中国革命中阶级分化的过程也像迅雷闪电似的开展，中间经过广东国民政府[5]的成立，五卅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广东十六个月的省港罢工，国民政府的北伐，上海无产阶级的暴动，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立，蒋介石、李济深的沪、粤反动，汪精卫、唐生智的武汉叛变，八一的南昌暴动，直到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十二月暴动。中国革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过程，是由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进于革命战争的北伐，进于推翻中国一切的封建余孽的土地革命。无产阶级在这过程中的作用，正是联合战线中最先进、最勇猛、最彻底的革命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力争领导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彻底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取得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而使它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就在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背景里，显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五卅运动到广东北伐达到扬子江流域时期。这一时期中的革命动力，仍然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不过要注意的便是：五卅运动一开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实行它的妥协政策及出卖无产阶级的策略，就发现戴季陶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国民革命之中，虽还说不上阶级分裂，但是已经有日益明显的阶级分化的过程。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它的“帝国主义之下的立宪主义”策略。什么叫做帝国主义之下的立宪主义呢？这一“帝国立宪主义”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中国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革命势力，来求得中国资本家的地位，向帝国主义要求让步；中国资产阶级利用五卅时期的群众运动，希望在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上海租界的华董问题上，得到帝国主义方面的某种让步。总之，这一阶段之中，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并不要求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完全推翻，它只求帝国主义方面的某种让步（例如关税自主），它已经准备着和帝国主义妥协，而共同来压迫工人阶级的斗争。

　　北伐的革命战争，虽然客观上民族资产阶级是拿着武器与帝国主义工具作战，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立宪主义”的目的，它是想借此一面扩充自己的兵力以压迫工农，一面取北洋军阀而代之，以求得与帝国主义和平修改条约之资格（中央政府）。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始迅速的发展。——从河南的红枪会运动到广东的农民协会运动，已经含着争取政权的意义：在那个时候，海丰的农民便叫出“国民党死了，烂得臭了，我们要农民政府。”——这便是平民已经起来要推翻豪绅政权的象征。一九二六年湖南以至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更进于伟大的剧烈的农村斗争，与当地工人劳动者的斗争，同时并进，已经开始将土地问题直接提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这时期中便更加明显的暴露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特性：它一开始便站在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面，它不但是与豪绅、地主阶级“妥协”，它简直是领导豪绅、地主阶级反对农民的斗争。联合战线的破裂，可以说是在这一联合战线开始行动的时候，便已经发生了。

　　第二阶段，是从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到武汉汪精卫反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革命联合战线，就是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蒋介石派的叛变，是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之下，在豪绅、地主阶级的新军阀推动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革命运动。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在于它经济发展上的薄弱，它虽然在五卅运动前后已经略为与买办阶级分化，但是，它和半封建性的豪绅商业阶级，仍旧是混合的：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实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一九二七年四月叛变之中，蒋介石与李济深代表这两个阶级的混合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阶级的混合战线，反对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两件事：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薄弱，使一般店东小资产阶级以及种种中等阶级，和它相联络而混合着，——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东等等）。实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二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如此薄弱的状态之下，它没有全国范围的阶级力量，尤其是豪绅、地主阶级带着极浓厚的地方色彩，内部分着许多派别。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破裂联合战线的时候，那豪绅、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互斗，也在宁、汉分裂斗争的掩护之下，双方摇着新式的旗帜进行。因此，当时南京所形成的反革命中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做领导，结合东南的豪绅、地主阶级，复以革命的口头禅及种种虚伪欺骗政策，对外抗争的激昂态度（仅仅态度而已）等等，去征服上海暴动期间革命热情正冲动的小资产阶级，以进攻无产阶级及农民的革命斗争。同时，当时武汉所形成的革命中心，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形成，应当在剧烈斗争的过程之中去提高并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汉内部的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势力，而力争民权独裁之实现。宁、汉的分裂，并没有判然分明的使武汉之中立刻实现纯粹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事实上也不会如此）。当时的武汉之中，不但有资产阶级的势力，并且豪绅、地主阶级还握有极大的权力。武汉内部的斗争，和武汉与南京的斗争，有同样的社会内容，就是工农的彻底的民权革命与豪绅、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相斗。武汉内部的分化，在武汉政府尚未完全成功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武汉领袖在当时，真是“所能见到的，只是贵戚太多了。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企业界的亲戚，以及据有土地的豪绅，都对他们警告。这使懦弱的他们发生了恐惧。”（美国NATION周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号。）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唐生智军队，湖南的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同时对工农进攻，勾结湖北的资产阶级之孙科等等也向工农进攻，他们的背后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封锁政策督促着。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店东小资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率领之下而恐惧动摇。当时就是共产党的中央以及地方指导机关，也跟着小资产阶级动摇，——这是我们必要公开承认的。其结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之广大的热烈的斗争，领导小资产阶级去实行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要领导无产阶级去制止农民的斗争，去停滞革命，以至于出卖革命。这是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实现？当然不是的。这一联盟是受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以及共产党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的妥协而恶化了，而丧失其革命性了。武汉政府的反动，武汉革命中心的消失，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动摇，当然是革命暂时失败的又一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店东，他们怕革命，比怕反革命还要来得厉害，他们梦想着、祈祷着“资本统一战线”的胜利，以反对手工工人、店员的进攻。这一类的中等阶级同时就是“小地主”，就是依赖封建式的剥削方式以维持的阶级，他们反对土地革命。

　　第三阶段，就是国、共完全分裂，南昌八一暴动，一直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开始，虽然表面上是革命的武汉中心消失及革命遭着第二次的打击；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指示之下开始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坚决的去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的暴动。南昌的八一暴动及湘、鄂、赣、粤的农民暴动，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破裂，更使中国智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官业的智识阶级，或者说时髦些，委员业、干事业的智识阶级，离开工农的革命。所谓左派国民党，于是，更消失了它的基础。但是，革命战线虽然是缩小，革命主要动力的两阶级——工人和农民的群众得着更广大、更深入的发展。工农群众在这一阶段之上，一直发动到极偏僻的穷乡僻壤之中。如果向来认为共产党专利的反帝国主义口号，在五卅以后很迅速的普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工人更不用说），成了市侩、小贩的街谈巷议，编成上海滩上的小唱，成了一般学生、智识分子所谓青年的天经地义；那末，不久以前还认为是共产党内“左倾派”的土地革命口号，在武汉反动之后，也很快的变成一般工农群众的口号，极广大的散布出去，随着自发的一般农民暴动而普及到极广大的农民之中，一直波及到兵士的群众。现时的世界，简直完全改样了。不但蒋介石、李济深的国民党，不但汪精卫、张发奎的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之中的信仰完全丧失，甚至“真正国民党左派”，或者“国民党的真正左派”，在工农、贫民群众之中的信仰也日益丧失净尽。五卅以前，“学生子”这个字在工人以及农民之中，差不多等于“革命党”，工农是欢迎的，往往自己来请他们去领导的。武汉反动前后，不但普通的“学生子”，不但国民党的“纯洁青年”，甚至于称为共产党的“学生子”（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的真正左派），也已经在群众之中丧失信仰。农民群众遇见这些不坚决的“领导者”，甚至要枪毙他们（广东某县）；工人群众对于这些不领导工人斗争的“领导者”，也拿着切菜刀追着杀（唐山）。这是工农革命势力中间的过程。同时，忠实同志的正式的国民党，在武汉清党、汪精卫派受唐生智利用以为驱共工具之后，再当一次“反共倒蒋”的工具，唐生智派与广西派军阀双方夹攻蒋介石的工具，不久，蒋介石去后，唐生智和广西派冲突，汪精卫不能不同着张、黄[6]逃回广州，蒋介石派又能利用汪精卫来反对广西派军阀及西山会议派政客之中央特别委员会。广州暴动之中，汪精卫派完全消灭，完全投降蒋介石，而蒋介石的总司令与南京政府的主席成功，再伏下蒋、桂两系混战的祸根。这期中湘、鄂的宁汉战争，广东的张、黄战争，及国民党内的种种复杂的纠纷，都只是表现豪绅、资产阶级逐步背叛完成反革命事业之后，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加激进，受着各地农民暴动的打击，兵士群众的动摇，尤其是广州苏维埃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暴动，他们的统治十分的不能稳定。国民党军阀以前在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之中，曾经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来号召，他们的军力客观上还是代表革命势力向北洋军阀进攻。现在，一切革命势力都和国民党军阀处于绝对敌视的地位，他们只想用“在帝国主义之前争宠”的手段，去和北洋军阀比赛，他们完全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亲日论越唱越高，李济深更公开的亲英。最近半年以来的局势，很明显的是：最初小资产阶级恐慌动摇，惧怕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而幻想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改良方法，能够稍稍解放中国，稍稍改善“民生”……而随后这些幻想很快的烟消云散：国民党公开卖国、混战之下的苛捐杂税，财政紊乱，一切政治自由完全剥夺，不用说工农兵士受着极大量的屠杀，就是小资产阶级也并没有因为“取消共产时代劳资条件”而能发财，只有日益破产、穷困。总之，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丝毫也不能解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能领导土地革命，并且也不能实现它的“帝国立宪主义”的丝毫（如修改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等等）。一般农民群众固然是继续着发展暴动，建立地方苏维埃的政权；大城市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军阀压迫摧残之下，正在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准备领导农民、兵士的暴动，而完成革命任务较大范围内的胜利；就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已经开始动摇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一般的不满于现状，承认国民党“腐化、妥协、保守、自私、只有不兑现之三民主义”，更是极普遍之现象，而且是极普通的现象（我故意举上海新出的《中国公论》——一九二八年三月——偶然的材料）。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显然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到底，保障已得的对于农民的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创立工农民权独裁制（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方式，是最容易、最便利于转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只有这样才能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中国。

　　【注】

　　[4]辛亥革命，指1911年（辛亥年）推翻清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广东国民政府，1925年7月由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主张国民革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6年10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停止在广州办公。

　　[6]张、黄，即张发奎、黄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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