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2)

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2)

　　西山会议的复杂背景是如此。从社会的阶级分析看来，这是现时豪绅、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反革命联盟及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内部互相冲突，分成许多派别，相与离合互斗之总现象的发端与缩影。

　　这样，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它开始表现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确言之，新的国民党，在这时期的初期，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利用以争取革命政府的政权的工具。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当初并不叫国民政府，即叫做大元帅府。这并不是偶然的，不好忘掉。大元帅？什么东西是大元帅呢？就是实际政权完全在豪绅、地主阶级性的军队手里之表示。孙中山式的革命，向来是军政府。只有军政府才以大元帅为最高元首。孙中山并未知道党政府的。孙中山死了，党政府出现了。孙中山死在五卅之前，这一死是很象征主义的。五卅前阶级分化尚未如此明显。表面上混沌一团的“联合战线”革命快要完了。代表这混沌一团的革命的孙中山，也必然要死了。即使他在那时肉身不死，他在政治上也许死于五卅之后。五卅之后，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得着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总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大大的勇敢起来，它仅有的那一些些儿革命作用充其量的表演出来。它要踏在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头上，来拿政权。于是党政府便应运而生，——广州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可是，群众的头也不是好踏的！当群众推进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大唱其党权，由国民党中央委国民政府的时候，这一政府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确具有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作用，但是它对于豪绅、地主以至于资本家，却是很脆弱的保障者，它不但没有权力压迫工农，它并且“放纵”工农的阶级斗争。豪绅、地主反动起来。于是资产阶级也动员了。它对豪绅、地主说：汪精卫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来保护你。三月二十日政变及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便出来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党权”抑制豪绅、地主阶级的“军权”之后（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之后），它进于建立自己的“军权”（三月二十日）和夺到自己的“党权”（五月十五日）的阶段了。

　　于是国民党的党权是什么呢？它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所能创造的。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所创造的。五月十五日之后，客观上中国革命继续五卅运动急转直下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它开始“反革命作用”之后，却还没有完结。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膨胀。豪绅、地主阶级在西山会议的政治发动之后，还只便宜了民族资产阶级，还在受屈而抱怨（抱怨蒋介石太妥协：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在他们眼光之中是“不彻底的，妥协的，无效验的”，——刘芦隐之《革命与反革命》）。西山会议，不过一般地主阶级的政治意识罢了。而中国并没有一般的，换言之，就是而论代表豪绅、并没有总的整个儿的豪绅、地主阶级。他们在五月十五日前后，汪精卫既去，张静江[21]登台的时候，左派中心分散之后，进一步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权，来实行侵蚀。中国豪绅、地主阶级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的地方派别，以及许多种宗法封建关系的派别，是非常之多，他们只有在保持封建剥削的基础：豪绅政权及土地的时候，能有一致共同的防御的联合战线，当他们要反守为攻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实行侵蚀，对于工农实行进攻的时候，他们内部立刻分散，各干各的，甚至一面进攻工农，一面互相攻打。三月二十日前，广州的国民政府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客观上有摇动他们的剥削政权之危险，所以他们的西山会议有一致的去汪反共的政纲。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之后，蒋介石的政权便没有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又有各图私利的“问题”了，于是某派联蒋、某派反蒋的纵横捭阖盛极一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权地位，并没有巩固。工农固然反对三月二十日后的蒋介石，小资产阶级经过许多动摇，在群众的高压之下，也是反对蒋介石。甚至资产阶级的某种部分（例如南洋烟草公司[22]，简琴石[23]等），也还不承认他们的领袖的策略是对的，也不满意。豪绅、地主阶级性的军队长官正在开始嫉妒蒋介石的地位（当时的所谓二、三、六及四军的一部分），五月十五日后不久，迎汪运动便已开始。国民党左派在经过一度打击而散乱之后，重新团聚形成起来，此后的所谓左派，当然是很明显的与蒋对立而言的了。

　　于是“党权”运动的意义为之一变。蒋介石的党权始终是稳定不来。它——民族资产阶级急于要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它不能用政纲，用党的形式取得大多数，它只有尽量的提高军权，它不须以北伐来取得总司令。“党权”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时候，开始成为左派与蒋介石的政权相对抗的东西。

　　北伐从七月一日宣言，七月底蒋介石出发，十月十日占领武汉，这时间“民族资产阶级还和左派与共产党结合联合战线，因为如果没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之有力的赞助，便没有联合作战的可能”（《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社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之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期间显然是抱着军事的进取政策，企图在北伐过程之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阀，在这革命伟大的进展时期，崩裂成无数部分，各自寻求自己的地盘，他们之中有些附合到左派方面来。——北伐之中左派所以得大量的发展，是因为湘、鄂、赣以及江、浙的工农民众革命势力极广大的发动，这种初期的民众运动，对于夺取北方军阀地盘的豪绅、地主阶级，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尤其是唐生智。

　　国民党左派的党权运动，曾经有一个时期，蒋介石未打入上海以前，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也是光怪陆离的发展：许多种军事冲突及民众势力的膨胀，逼使各种各派的军队（唐生智、谭延闿、程潜、朱培德、张发奎甚至李宗仁），都离开蒋介石而团集于左派的政府与中央之“联席会议”的周围，至少也取徘徊犹豫的态度；蒋介石是处于孤立，或将近于孤立的地位。那时民众运动的势力迅速的发展，革命在急剧的前进。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成为事实。当时的主要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同时以国民党党权为中心的革命发展，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旗帜之下，可是这旗帜之外，还有从广东带出来的新旗帜：“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是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实际行动之第一步。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阀，唐生智等，甚至于连这种口号都还可以接受，徐谦[24]等左派领袖，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也敢说：多打倒一个土豪劣绅，就是多做一份国民革命的工作。为什么如此？因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党权”之下是无所谓的。一则，中国革命本是“以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开始的；二则，打倒的是劣绅并非整个的绅士阀，并不是要平民起来根本消灭封建的士绅阀；三则，进党的“正绅”可以用党权的名义保持原有的地位，或者打倒“在朝”的劣绅；四则，甚至可以利用“党权”限制农民、工人的阶级斗争。

　　左派领袖，是可以容忍，并且想利用这些口号的。中国根本没有民权的小资产阶级，但是党权的小资产阶级是可以找得出很多的。当时工农小资产阶级左派联盟，在民族资产阶级亟亟背叛革命的阴谋的时候，确是在进攻蒋介石，虽然在内部有很多矛盾、动摇和犹豫，国民党联盟的势力如何扩大，只要看右派至今尚如何的诬蔑毒骂、切齿痛恨，便可以知道了（参看《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刘芦隐的《革命与反革命》第十四页至第十五页）。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正当一三汉口租界案[25]之时，蒋介石在南昌发电给武汉中央，提出中央及政府迁都南昌的要求。这已经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起点。那时，左派领袖还保持着革命的阵线，武汉中央在二月中发《党务宣传要点》：（一）一切权力属于党，（二）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指导机关），（三）扫除封建势力（反对个人领袖及英雄思想），（四）迎汪复职，（五）开第三次中央大会，（六）打倒昏庸老朽（张静江等）。三月十日左派的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便开成了。虽然事前经过很多的对蒋邀请，但是蒋介石是拒绝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无论是推举了蒋介石加入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而实际上的反蒋是很明显的。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空前未有的左倾，共产党员加入国民政府也在这次会议。但是左派之空前未有的左倾，同时也是左倾到了顶点，这就是说：到了顶点，而过一步，就要……了。

　　【注】

　　[21]张静江，浙江吴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5月在广州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7月辞职由蒋介石继任，因蒋介石北伐，又暂代主席职。

　　[22]南洋烟草公司，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侨资经营的机制卷烟企业。1905年由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在香港创立。1916年在上海设厂，后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遍设国内及东南亚各大城市。1927年后，由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该公司备受英美烟公司压迫，业务衰退。

　　[23]简琴石，广东番禺人。曾任广东参议会参议员、广东省土地厅厅长，国民政府参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部长等。

　　[24]徐谦，安徽歙县人。曾任清政府法部主事。1912年8月任国民党本部参议。1916年9月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次长。1917年7月参加护法，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后奉孙中山之命，负责联系冯玉祥。1926年国民党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任中央常委，国民政府常委。

　　[25]即汉口一三惨案。1927年1月3日，中央军政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讲演。英租界当局调集大批水兵登陆挑衅，用刺刀刺杀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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