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

第一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1)

　　第一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

　　第一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显然有极大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中国的国民革命，经过国民党逐步的叛变，遭着历次的失败，它现在是进于更高阶段的发展，进于苏维埃的革命，引起更多更广的工农兵士群众的奋斗，使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明显而剧烈。这两年中，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中国革命之中阶级关系的变更，都是我们所应当研究的。

　　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的答案，决不能是因循的。机会主义派的要求，正在于他们要利用“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断定中国的领导权应当属之于国民党（等于资产阶级）；或者像托洛茨基[1]似的，要故意的“左倾”，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度，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而口头上断定革命的领导权天然是属于无产阶级（因而轻视中国的农民土地革命）。所以，只有机会主义派才能武断的要求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之机械的答案：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不是简单的民权主义革命，主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的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同时，中国革命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2]之后，发生于世界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隔离着来看，那么，“自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暴动战争一样，“这些很多的殖民地暴动，并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暴动，而且部分的是小资产阶级以及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暴动……。这些运动大多数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然而这些过程无论如何不能隔离着来看。在世界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之指导权，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手里，而无产阶级领导起其他阶级，因此，他们的运动亦就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布哈林[3]：《一九二四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上党纲问题的报告》）。中国革命，所以一开始便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组成部分；它的目标自然不能不是列强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当然可以得着两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相斗，中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帮助并且参加革命的；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也就在这种对外的经济斗争里表现出来。第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在同一个世界革命的营垒之中，是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之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除非是不胜的，否则必然是非资本主义的，是趋向于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

　　再则，中国式的豪绅、军阀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布置了网一般的收买原料的买办制度，输入多量的工业制造的日常必需品，……这种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落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势力，它多份是与封建的豪绅、地主经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带着资本主义式的贸易，侵入中国的农村；这种现象只是使中国的豪绅、地主更加商人化，更加重剥削，去做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汗血的中介，同时也就做军阀统治的支柱（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说，中国只有商业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并无封建式的地主制度，这完全是不对的；他们所见的，恰好与事实相反：中国并非单纯的商业资产阶级侵入农村去购买土地重利盘剥，恰好是地主、豪绅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商业侵入与经济压迫之下，只能半资本主义化，而不能不维持中世纪的剥削制度，而且不能不日益加重这种剥削的过程）。所以中国革命对象的目标，不但是政治上推翻军阀制度，而且必须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彻底的肃清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地方上的豪绅统治，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等等。本来“用不着丝毫怀疑的，——一切民族主义的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群众，都是农民，而农民正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代表。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农民运动没有一定的态度，不去在事实上赞助这种运动，而能在这些落后国家之中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及政策，——那简直是乌托邦的幻想。”（列宁：《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对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而在中国的革命，则一切具体的客观形势，尤其明显的表明：中国革命的社会内容，必然要是彻底的土地革命。

　　中国的革命是土地革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亦可以得着两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到土地革命的开始时期，才算正是民权主义革命的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军阀的统治，肃清一切封建余孽，亦就是更进一步的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支柱（比争得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更进一步）。这种彻底的土地革命，即使一直进于土地国有，它的社会内容也正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不是绅商大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而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阶级有极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国际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奋发的力争独立的群众斗争之发展。因此，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崛起的时候，不但豪绅、地主阶级立刻要反动，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不背叛革命。只有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而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都至多只能幻想用和平方法改良土地关系，以避免土地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争得革命的领导权，领导农民群众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而彻底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停止其为革命中之一种动力，并且要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更确定的具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中国革命的性质，由于它的对象，固然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可是由于它的动力，却是无产阶级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的内容，虽然是土地革命，彻底的肃清封建余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并不因此而必须由资产阶级来取得革命领导权。恰恰相反，中国革命正因此而不能不由无产阶级争得领导权。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并且不能够彻底的实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能够参加初期的反帝国主义革命，但是，它参加的目的，实在是因为它恨帝国主义和军阀惹起了革命，惹起了工农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所以它要参加革命，而夺取其领导权，以为消灭革命之用。

　　【注】

　　[1]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苏联政治活动家。1879年生于乌克兰。1905年参加革命。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后因与联共中央发生分歧，被指控组织反党联盟，并被撤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接着，又被开除党籍，流放西伯利亚。1929年初被驱逐出国，组织托派团体。1936年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遇刺身亡。生前著有《我们的政治任务》、《十月革命》、《俄国革命史》和《不断革命》等。

　　[2]十月革命，指1917年10月（俄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年10月9日生于莫斯科。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时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真理报》主编。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曾发表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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