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一制置三司条例司

第一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者，公所创立之财政机关也。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

　　熙宁二年二月，遂设立此司。诏曰：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夫事颛于所习，则能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予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绚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腹削其下而敛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受后两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闻。

　　司既立，以公及陈升之领之。时升之为宰相，公则参知政事也。今世各立宪国，往往以总理大臣兼度支大臣，盖财务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在此，而后此所立之法，亦无不本此意以行。史称公尝与司马温公廷辩理财，温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tóu kuàn jī liǎn 按人数征税，用畚箕装所征谷物。喻赋税繁苛）耳。”公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温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争议不已（史所载仅此，荆公反驳温公之言则缺之，想更有伟论，惜不可得见矣）。夫温公之言，其果衷于事理也耶？彼财货百物，果为天地所生而终古不变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财货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则弃之于地。是也，如其增殖之，则既可以在民，而同时亦可以在官。今世欧美诸国，其明效矣。荆公欲整理财政，而以发达国民经济为下手之方，孔子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中国自古言理财者，其识未有能及此也。

　　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国中豪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富又习于奢汰，不以其所得为母财，而贫民涓滴之母财又为兼并家岁月蚀尽。则一国之母财举匮，而民之生无以复聊，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诚如公所谓“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彼都学者，往往梦想之以为大同太平之极轨，而识者又以为兹事体大，非易数世后，未或能致也。夫以欧美今日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虽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条目非若彼之纤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极端，然其终不能全适于荆公之时与地，可断言矣。荆公之所蔽，惟在于是。若其学识之精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慈仁，则真只千古而无两也，温公安足以知之？

　　社会主义所以难行者不一端，而为国家分掌此理财机关之人，甚难其选，而集权既重，弊害易滋，此其著者也。夫以彼都所倡社会主义者，行之于立宪政体确立之后，犹以为难，而况在专制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宋财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极，前既言之矣。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及制置条例司既设，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所裁省冗费十之四（以上皆录《宋史·食货志》上之六原文）。夫财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兴利，而节费亦安得已？温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犹颟顸其词，曰磨以岁月骤不能减，而徒欲诿其难于君上，何其不负责任乃尔耶！且温公所谓不能者，何荆公骤裁其十之四，而不见其有他变耶？夫以数十年相沿之岁费，而骤减其十之四，此诚天下至难之业。而制置条例司之初设，即奏此肤功，则领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识之明敏，其魄力之毅伟，可想见矣（当时所裁者多属宫廷费，非神宗之贤，荆公亦不得行其也）。以视不负责任之温公，何其反耶！（据《宋史》，则神宗之命温公义裁减，似在荆公未入相以前。二公皆为翰林学士，当同拜此命者也，而温公以敷衍答上命也。若此神宗之不乐得此不负责任之大臣以共国事，不亦宜哉！）而后之论荆公者，于此等伟绩，没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称编著定式，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预算案也。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馀缗（mín 一串铜钱），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馀缗，省冗费以增官禄，诚整理行政之根本哉！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举善政，或更多，史阙不可考，而此东鳞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

　　《文献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苏辙奏，言：熙宁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已。至是特设帐司默磨文帐云。前此财政机关之腐败，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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