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第二青苗法

第二青苗法(1)

　　青苗法者，颇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荆公惠民之政也。《宋史·食货志》上之四载其缘起云：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粜，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chū tiào 卖出粮食），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端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

　　此青苗法之大略及其施行之缘起也。名曰青苗者，盖当时陕西转运司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至是仿行之，故袭其名也。荆公之怀此政策久矣，其少作寓言诗，既有此意（诗见第六章）。及为鄞令，复行之而有效。及其当国，乃欲举而措之于天下也。窃尝论之，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彼力田之民，能终岁勤动者，苟非有水旱之灾，则所入恒足以自赡。而以数年之通，则必能有所羡余，以为冠昏丧乐之计。然而往往不然者，则缘初时母财不裕。牛种之资，以及青黄不接时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称贷于豪右，或遇偏灾而又贷焉，或遇嘉凶诸礼而又贷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长，于是一岁所入，见蚀于息者泰半，及夫来年，其不能不举债如故也。债日以重，息日以加，而终岁之勤动，遂为豪右作牛马走已耳。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国民经济之所以日蹙也。在昔泰西之希腊、罗马，富者往往贷金谷于贫民，其后负债日重，无以为偿，则鬻身以为之奴。泰西古代奴隶之多，盖起于此。历数千年，此制终无由革。西纪一千五百年以降，各国政府纷纷以法律定取息之率，逾率者罪之，然其不能禁如故也。及近世银行制度兴，此弊始稍苏，其效不能及于农民。近数十年来，有所谓劝业银行、农工银行、信用组合等，利渐博矣，然犹未能尽人而蒙其泽也。故此贫富不均之问题，实为数千年来万国所共苦而卒未能解决之一宿题。而欲解决之，则非国家振其枢焉而不可得也。其圆满之解决法，则如吾国古代之所谓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谓社会主义，使人民不得有私财是也。未能圆满而思其次，则国家设贷之机关而自当其冲，使豪右居奇之技，无所得施，则荆公所计划者是也。吾国之前乎荆公而为此者，亦有人焉，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皆以斯道得民，而荆公则师其意者也。

　　时苏辙亦尝著论云：“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之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按颍滨此论，正与荆公青苗吻合，不知其尝闻其绪余与，抑自创见也。然颍滨后卒以攻青苗自乞罢，岂文士之言之者，非其所欲行之者耶？

　　荆公既欲实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无资本也。由国库拨给资本，力又有所不逮也。适有常平、广惠仓者，诸路诸州县莫不有之，而其所储，实弃置于无用之地，公乃变无用为有用，而利用之为资本，其用意之周详，其眼光之锐敏，至可佩也。而司马温公乃言常平仓为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然常平仓之无实惠可以及民，如彼条例司原奏中所述，温公其能为之辩护乎？则亦强辞而已。

　　法既行，举朝汹汹，起与为难，不可究诘。其人与其言，皆不备述。惟有公《答司马谏议》一书，录之可见当时议论之一斑，而公所以坚于主持之故亦见焉。（温公致公原书三千三百余言，杂引经传及汉唐遗文，见集中）。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避邪说，难壬人（巧言谄媚之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此书文虽甚简，然其任事之艰贞、自信之坚卓，跃见纸上。千载下读之，如见公之精神焉，可以兴矣。当时之制，贷青苗钱者，官取其息二分，故议公者指以为聚敛之据。公有《答曾公立书》云：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兴，邪人不利，一兴异论，群聋和之，意不在于法也。孟子恶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缘名实之近而欲乱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哓者不足言也。

　　此书殆可谓解释法意之理由书也。当时举朝汹汹，除公所共事之数人外，殆无一不致难于青苗。累其劾状，殆可隐入。而公卒不为之动，而神宗亦不为之动者，非徒以公自信之坚，得君之专，而当时言者，实无一语能批其窾要故也。言者咸指为掊克聚敛，损下益上，而公立法之本意，乃适与之相反。盖其立法之本意，实以惠民，无一毫借此以佽助（chì zhù资助）帑藏之心，条例司原奏所言，非饰词，乃真相也。而论者乃拟之以桑孔之用心，是所谓无的而放矢，宜公之不敢服，而神宗亦且笑存之也。公之龂龂（yín yín 争辩貌）于名实之辨，非以此乎？其谓治道之兴，邪人不利，而倡异论者意不在于法。呜呼！何其一语破的而言之有余痛也！昔罗马伟人格力加士为执政时，倡限民名田之制，全国人民欢声雷动，而议院几于全数反对之，卒被丛殴以死于院中，盖亦有不利于治道之兴者，而其意非在于法也。荆公初政，裁冗费十之四，彼廷臣大半衣食于冗费者，其不利之也久矣。而青苗本意，凡以抑豪右之兼并，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并者也。其不利之，亦固其所。当时之汹汹为难者，安保其不挟此心？即二三贤者，未必尔尔，然亦群聋之和而已。况彼之所谓贤者，皆习于苟且偷惰，以生事为大戒，不问其事之善恶利病，但有所生则骇而华之，宜乎其与公与神宗枘凿而不相入也。而数百年以后之今日，其社会之情状乃一如公之时，而公之言乃不啻为今而发也，悲夫！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犹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县非全国之比也。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全国者，非公之所得自为也，是故当时抑配有禁矣（抑配者，谓强民使贷也）。而有司以尽数俵散（biào sàn 把东西分给人）为功，虽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灾伤则有下料造纳之条矣（谓遇凶年则于次期补纳所贷也）。而年岁丰凶不常，凶之数尤夥，而有司因得以上下其手，虽欲不至于累年积压而不能也。此二弊者，惟韩魏公、欧阳公之奏议言之至详，殆可称公之诤臣也（韩、欧奏议文长不录，此段即举其大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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