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2)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2)

　　卢秉

　　（公元？—1092年）也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史书记载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骚扰百姓，然而他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经过综合考察，他的名声和他的实际情况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后来他出征西夏，建立奇功，他的突出的才干才被人了解。他的父亲卢革因为谦让而闻名，而卢秉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他曾经说，树木如果不培植它的根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要立名节一样。蒋堂体味他的话，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王安石因为读了他的《壁间诗》，喜欢他的谦虚淡泊，不争名利，所以特意提拔他。卢秉后来去戍守边关，因为父亲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回家，神宗手诏挽留他，父亲卢革听说了，也以国家大义为理由不让他回来，后来父亲病重，才得以回家，从此不再复出。由此说来，卢秉的名节真是非常卓越鲜明令人赞赏的，也不辜负王安石对他的期望。但《宋史》却说他迎合屈从世俗的爱好，父子二人的为人相差很远。然而，卢革并没有说过他的儿子品行不好，而且是用国家大义要求他，不许他退休回家，而史家竟不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奉行新法。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

　　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中其他的五个人，《宋史》中都没有传，事迹也不可考。以程颢、刘彝、卢秉为例，他们应当也是很优秀的人才。

　　吕公著

　　（公元1018—1089年）吕公著后来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把他看作是大贤人。然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要的官员，其实是王安石推荐的。史家唯恐玷污了吕公著，所以在吕公著的传中讳而不谈这件事。但在他的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记载：“王安石知政事，对吕公弼不附和自己很不满，对他说要用他弟弟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迫使他就范。”大概这里又想给王安石编织罪名了，于是忘了给吕公著隐讳，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们看。但我确实不能理解，对他的哥哥不满意，为什么还要举荐他的弟弟，而举荐了他的弟弟又为什么能够逼迫他的哥哥。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关键是王安石举荐吕公著是明显的，没有异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的人，又将如何解释呢？

　　韩绛

　　（公元1021—1088年）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代替陈升之领导制置条例司，不久又做了参知政事，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当时有“传法沙门”的称号，由于这个原因，《宋史》本传极力丑化和诋毁他。然而，考神宗刚登基的时候，韩琦就举荐韩绛有辅佐天子的器度，这个人的才干品德都很优秀，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了解他。他在早年，断案清正廉明，抚慰百姓非常周到，政绩历历可观，做谏官的时候屡次谈到宫廷中积存的问题，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庆州的羌民叛乱，被他一举平定了，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谋略上也很优秀。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次打击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地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不屈服于世俗。”一些大臣数次冒犯皇帝的恩泽，韩绛执意认为不应该，他对皇帝说：“我自己惹得众人不高兴，恐怕会有流言蜚语。”皇帝说：“我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就听说官员们常拿国家的事情做人情，你能这样坚持是对的，怕什么谗言呢？”他的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在朝廷中其实是很罕见的。他曾经说，国家要富裕，就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他还第一个提出要改革差役法，是一个当政者中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还数次推荐司马光，一点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由此说来，王安石举荐韩绛来代替自己，实在是太合适了。以韩绛的贤能，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坚持施行新法没有加以改变，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宋史·韩绛传》只因这个缘故，在韩绛做了宰相之后，就增加了许多诋毁他的话，不顾自己前后矛盾。我于是更加知道《宋史》是不可信的了。

　　不像现在有些人，吃了原告吃被告。

　　韩宗师

　　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仓，史书上说他孝顺，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

　　（公元1008—1083年）元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做了参知政事，神宗对他关怀备至。他的生平政绩都非常优秀，《宋史》本传也不能进行诬蔑和诋毁，只是在传的末尾说：“元绛到哪里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没有独特的操守，也少了一些规矩，对王安石和他的子弟谄媚逢迎，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在他的传后有论述说：“王安石为政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中平素很有名气的人，都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追随王安石去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元绛在他的职位上，都有很独特的成绩，然而他也逢迎王安石，沾染了这种陋习。”如果是这样的话，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千百种美德，都可以用一个“谄”字给抹杀了，于是成了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凡是被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是个贤人，但在最后加了两句话：“终于因为与王安石为同党，得以从政，好的议论也就少了。”与《宋史》本传用的同一笔法，这种清议，这种时论，它们的价值有多大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吕惠卿

　　（公元1032—1111年）吕惠卿是《宋史》列入奸臣传的人。他肯定不是个君子，这没的说。然而，王安石知道吕惠卿，其实是欧阳修介绍的，书信见于欧阳修的文集。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中写道：“吕惠卿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不一般，文章写得也很好，喜欢用古代的礼法约束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高雅的人。欧阳修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而对于吕惠卿，特别说他能够自我约束，说他端庄高雅，这个人恐怕不仅是才学很优秀而已。根据《宋史》本传所记载的罪状，大半是他奉行新法的情况。然而我以为，这些非但不应该是他的罪状，而且，可以作为他的功劳。本传又记载他在绍圣（公元1094—1098年）中知延州，西夏人来进犯，将以全部军队围困延安，吕惠卿修建米脂各个山寨来防备。敌寇来了，想要攻城但城不能靠近，想要劫掠但野外没有什么可劫掠的，想要求战可诸位将领都按兵不动，想要绕道南方又担心腹背受敌，过了两天就退兵了。根据这个记载，看起来，吕惠卿不仅有政事方面的才干，而且，军事方面也很有办法。吕惠卿果然是奸邪的人吗？应当根据他是否曾经背叛王安石来决定。根据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苏辙弹劾他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与王安石的势力互相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看王安石的书信等，后来的史家，说这是发生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的事。今天，我们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其中写道

　　（吕惠卿在来信中称王安石特进相公，王安石恰在这一年被授予特进称号，所以推测这封信是在当年或稍后写的）：

　　我和您本来是一条心的，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怨恨您呢？别人或许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却不想参与。然而，您为什么要责怪我呢？如果说，对待世事采取逢迎的态度，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而考查实际情况，那么您应该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对我的开导，我很明白，看罢以后感到十分怅然。过去对我来说，既没有细微的嫌隙可以怀疑；如今对您来说，又有哪些旧恶值得念念不忘呢？（下略）

　　看到这里，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而最终分手，应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国事呢，还是因为私事呢，还不清楚。根据王安石在书信中的说法，是因为国事。如今我们从各种史籍中考察，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王安石刚刚辞去官职不久，吕惠卿接替他做了宰相，他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残害百姓的政策，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愿。所以，他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就把这两个法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搞乱王安石的法令，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还是因为他的学识有所不足，仍然是可以原谅的。但吕惠卿说自己觉得很浅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王安石大度包容不再与他计较？我认为，吕惠卿当时一定对阻挠新法改革的人特别愤恨，想要对他们进行整治，但常被王安石制止。我们看王安石罢相之后不出数月，就发生了流放郑侠的事，就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恨吕惠卿，应该超过恨王安石。又因为他与王安石有了分歧，更加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于是史家说到他的为人，认为是猪狗不如。我认为，吕惠卿当然不是优秀的人，但我怀疑“商纣王的错误也没有他严重”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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