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3)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3)

　　（考异十六）

　　《宋史·吕惠卿传》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才是变法的主谋，王安石不过极力地推行新法罢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吕惠卿提出来的，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罢了。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司马光说过的话，如果真是司马光说过的话，也是头脑发昏时说的话，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他平时写的诗和文章，以及《上仁宗书》就很清楚了。《答吕吉甫书》说：“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这里说的是吕惠卿帮助王安石，怎么能说王安石帮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

　　《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吕惠卿相互攻击的事情很多，他们说的话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这里记载的那样，那么，不仅吕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就是更厉害的奸邪之人。在这方面蔡上翔讨论得很详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答吕吉甫书》，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啊，以王安石这样的为人，他怎么肯做这种卑劣无耻的事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封信就够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说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也就不再辩驳了。

　　曾布

　　（公元1036—1107年）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和吕惠卿是一样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我根据本传的文字进行考辨，实在不知道它所谓的奸表现在哪里。当时，各种新法虽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纲，但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对新法提出质疑，也由曾布一一进行解答。《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说到他的文思缜密，逻辑性强，以及知识渊博，善于雄辩，一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本传记载他初次被神宗召见时，就上疏请神宗推诚置腹，振奋精神，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根本上，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他对于新法，每件事都是赞许支持的，只有在吕嘉问施行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时候，严厉地弹劾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参与施行兼并，最终因此得罪了吕惠卿，被出知饶州。我们经常说和而不同，难道不对吗？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命令他对募役法进行修订，他拒绝了，说：“免除劳役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具体，都是从我的手上出去的，现在让我来改变，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可真是不会变通，太倔犟了。后来在崇宁（公元1102—1106年）年间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诬陷他收了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诱使他们诬陷自己，也是因为不肯依附于蔡京罢了。《宋史》对于曾布丑化得很厉害，以至于列入奸臣传中。但是，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其中很多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被删除了，没有记载下来，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指责他为奸臣的原因，不过是绍圣（公元1094—1098年）和建中靖国（公元1101年）期间两次倡导继承熙宁（公元1068—1077年）变法的成果而已。如果这就说是“奸”，那么，为什么不把王安石也并入奸臣传呢？在我看来，曾布是千古以来正直的人，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辅佐王安石。曾巩可以说有个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实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样，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数百年来为他平反昭雪的，还有十余个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来却像是在漫漫长夜之中，我怎么能不为他澄清呢？

　　章惇

　　（公元1035—1105年）章惇也是奸臣传中的一个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让他做的是编修三司条例官，后来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开辟湖南四个州府的土地，有功还是有罪，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过了不久，因为他的父亲冒占民田而被罢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驳斥司马光更改后的役法，滔滔不绝说了数千言。司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愤地与司马光争辩，史书上说，他的言辞非常不客气，甚至很荒谬，大臣们都上奏攻击他。他随之被罢了官。而元祐（公元1086—1094年）的七八年间，他还有几次言论被人弹劾。哲宗亲政之后，起用他为宰相，专门把恢复继承熙宁（公元1068—1077年）间的法令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时被废除的，都要恢复起来，大兴党狱，并且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后，皇太后与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国君，章惇说：“根据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同母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每个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儿子。”章惇又说：“如此应以长幼为序，申王应该册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册立。”最后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贬到越州，不久又贬到潭州，再贬流放到雷州，最后迁徙到睦州，死在那里。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顾自己的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被授予校书郎，其余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县里工作，至今没有特别显赫的。《宋史》本传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就根据这些来判断，果然足以称他为奸臣吗？就以他不肯用官爵来照顾亲属这一件事说，他的正直孤傲，洁身自好已经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种鞭策了。哲宗去世以后，和太后争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终于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的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到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也要看到，元祐时人报复熙宁、元丰时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呢，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

　　（公元1037—1093年）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执政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是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

　　（公元1030—1081年）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

　　（公元1026—1091年）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公元1022—1088年）、赵卨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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