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李大钊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关于赤化的趣话，真是美不胜收。从前听到段祺瑞赤化、贾德耀赤化一类的话，已经令人笑不可仰。紧接着又是邵飘萍、林白水两位记者，天外飞来一顶红帽子无端的落在头上，便前后惨遭枪毙了。这更是邵、林两氏不白之冤（亦可以说是不赤之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又来凑趣，说现在的北京政府——顾维钧政府亦赤化了。这真是愈出愈奇。

　　在十二月二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所载《支那法权问题》一文中，有几句很妙的话：“赤化不仅是被与于广东的名辞，一涉及外交问题，就是北京政府亦颇有赤化的倾向。现在北京政府反驳列强渐进的劝告条件，绝叫治外法权的即时撤废”。我们一听北京政府亦赤化的话，不由的起了可笑的惊讶！但是仔细推敲，从这几句话里却得到了赤化的一部分的正确的意义。这便是反驳列强的劝告条件，绝叫治外法权的即时撤废者，即为赤化。如果赤化是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而言，反抗帝国主义，废止不平等条约，的确是赤化的一面。关于这点，十二月一日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所载《支那赤化的大势》一文，说的愈颇露骨。兹举其要意于下：“依北伐军的成功，赤化的大势已至统治中国的一半，已毫无存疑的余地。今后的问题，即是更将席卷那剩下的他半，即越过扬子江以北的一半的时机迟速如何的问题。……无论是孙传芳派，是奉天派，是其他任何的军阀，只要是被称为旧军阀的，即便武器怎样的精锐，兵数怎样的众多，久已非北伐军之敌了。旧军阀之不足赖，不足统御中国人心，只要与北伐军一对照，便历就可睹……。在吾人所推断的限度中，中国全国的赤化之时期，必不在远。中国全国的赤化，即是第二个俄罗斯的抬头。广东国民政府和北伐军首领，都极力的辩解说，他们不是行共产主义者，而是奉孙文氏的三民主义者。吾人亦不相信在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失败于俄罗斯的今日，共产主义会在中国能行的？然一观广东政府之政治的体容，则知于以无产大众为基干的细胞组织，究与劳农苏维埃的组织并无何等差异，则目之为第二个俄罗斯出现，亦非过言。吾人以为以中国的赤化即是中国的问题，是没什么可以怕他的。所怕的只在若是他们统治中国全国的时候，是否仍然持续其主张废止既存条约而并复强硬的一点。由此将于对华国际关系唤起异常的低气压，这是可以想像而得的。中国的赤化虽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赤化的结果竟延而及于使既存条约的一律的破弃亦随之而至，则此于日本是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无论对方是赤化与否，不能不主张应该主张的权利……”我们很感谢他们一针见血的说出赤化即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说出他们很知道广州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施行共产主义，只是以无产大众为骨干的组织。当作中国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所怕的是他们统治全国便要废止不平等条约；他们更赤裸裸的说出他们的对方是否赤化都没有什么要紧，惟有废止不平等条约，便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存问题。诚然，帝国主义者的生命，是建立在压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的关系之上的，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生命所托，几乎全在强迫中国所与结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亚洲，欧洲帝国主义的国家便失了他们的生存之所托；中国废弃了不平等条约，国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便失了他们生存之所托。我们中国民族要争生存，所以顾不得你们的生存问题，因为废止不平等条约亦是我们的生存问题，是我们打破压迫的唯一的出路。

　　署名：猎父[1]

　　《政治生活》第86期第2页

　　1927年1月10日

　　【注释】

　　[1]题解　《政治生活》上发表的以“猎夫”为笔名的文章，学者们经考证，历来均认为是李大钊的作品。“猎夫”是李大钊用的化名。本篇署名为“猎父”。我们经研究认为，也是李大钊的作品。古文字“夫”“父”可以互用。据《辞海》的注释云：“夫，旧指从事体力劳动或被役使的人。如渔夫、车夫、役夫。”“‘父’，对男子的尊称，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或曰：“对老年人的尊称”。如：“渔父、田父”等。所以古来渔夫——渔父、猎夫——猎父、田夫——田父是可以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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