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李大钊

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俄国驻远东外交委员加拉罕[1]氏已于二日来到北京，对新任该氏，各方面皆表示欢迎。日期虽然忘了，但头一个召开该氏欢迎会的是中、俄交涉使王正廷[2]氏，其次是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3]氏，然后是吴景濂[4]氏八日在紫禁城的传心殿开欢迎会。北京大学是九日晚在第二院召开的，学生们是同日中午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的，京师总商会则在十二日开了欢迎会。

　　北京大学在开欢迎会时，做了俄国的新国旗，中、俄两国的国旗一起并排挂着。想来，悬挂俄国的新国旗恐怕在北京，不，在全中国还是头一次吧？是否头一次不甚记得，但我是第一次见到该国的国旗的。旗子的大小纵长是四尺的话，横宽是八尺，就是横倍于纵的比例。地是红色，左上方用白线隔开，用金黄色写着俄国文字“CCCP”，即埃司埃司埃司埃尔。这并列的三个“C”字，据说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P”字就是共和国的意思。国旗不知是何时规定的，可是在北京二条胡同远东外交委员的驻处，好像也从未见过。

　　这次加拉罕氏到北京，好像是为了召开中、俄会议的。人们以为不久就要开会了。因为加拉罕氏到京不久即访问了外交总长顾维钧[5]氏，翌日顾氏以个人名义回访了加拉罕氏。据称当顾氏谈到中俄会议以何时召开为宜时，加氏谓尚未考虑何时为宜，有不甚希望之意。除顾氏外，王正廷氏系交涉使，据说也希望会议早日召开云。

　　总之，中国与俄国之间的会议，重要的问题是中东铁路[6]与蒙古问题，但其中的中东铁路与各国有关，而东三省目前与北京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是否有希望在北京对此问题达到决议，尚有疑问。蒙古问题是颇为重要的问题，应该在北京协商，因而人人都希望早日召开会议，而且各国对这个问题也颇注意。特别是冯玉祥氏，因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关系，对蒙古问题负有责任，非常希望早日召开会议。然在会见顾维钧氏以后，并没有透露出想早日召开会议的意向，但是也还看不出俄国没有召开中、俄会议的意思，想来其间有种种谈判和时宜的问题。要之，目前不能判明中、俄会议何时能开，因此何时能解决中、俄的重要关系也就无从知道了。

　　较比各方面，更加盼望及早召开中、俄会议，而且更进一步盼望中、俄联盟的则是学生们。学生们认为，现在世界各国都是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只有俄国相异于英、美、法、日等国。因为共产主义是非侵略主义的国家，应与之提携联盟，对抗其他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我想在开欢迎会时一定也提到过此事的。学生们是非常热心地盼望中、俄两国的提携联盟的，当谋其实现有很大困难时，会对其希望暂时不能实现而感到遗憾。这是由于目下我国没有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政府之故。如果孙文氏的广东政府有更大的实力，那么一定会把迅速和俄国结成联盟的希望对广东政府提出吧。因为广东政府还无实力，而北京政府还不能说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因而目前似乎是处在没有可以把与俄国提携的事向之提出的政府的困难状态。

　　同时，我想因为没有同俄国交涉或提携的政府，而感到遗憾的不仅是学生们而已。关于这个中、俄会议或联盟等问题姑置不论，我觉得最近中、俄之间与日、俄之间彼此非常接近起来了。换言之，人们感到俄国、日本与我国之间互相甚为接近。尤其是日本，以这次东京地方大地震[7]为划一时期，认为不像以前与英、美及其他各国那样，对我国已不作为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了似的。就是说，日本对我国一直是采取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受到英、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而不得已才用和那些国家相同的态度来对待我国的。今后日本即使非全然改变，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必会大大减弱，这是因为与非资本主义非帝国主义的我国有利害一致之点。由此来看，远东的中、日两国和俄国渐次接近提携之日已临近否？我希望及早实现。就这件事，我打算最近写稍长的文章发表一下意见。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

　　《北京周报》（日文）第80号

　　1923年9月16日

　　【注释】

　　[1]加拉罕　全名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3），1889年2月生于第比利斯，中文又译为列夫，或列夫·加拉罕。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十月革命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次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后发表对华外交加拉罕宣言。1923年9月2日作为苏联外交代表团团长到京，经其努力，于1924年5月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6月，建议将两国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级，并被任为大使，使苏联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派驻大使（其他国家一直只派驻公使）的国家。他同时通过李大钊支持冯玉祥、胡景翼的国民军，支持南方的孙中山与支持“三一八”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8月，为北京政府所迫被撤换回国。1933年12月“肃反”中被公开宣判处决。

　　[2]王正廷（1882—1961）　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905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获文学硕士学位。历任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外交总长、部长，1919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3年任中俄交涉督办，次年签订《中俄协定》。

　　[3]冯玉祥　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驻军北京南苑。

　　[4]吴景濂（1873—1944）　字莲伯，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武昌起义后，秘密组织东三省急进同志会，任会长。后任北京国会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广州护法非常国会议长，先后参与讨袁、反张勋复辟与反段祺瑞毁法的活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后，投靠直系，任众议院议长。曹锟时正操纵国会，贿赂议员，策划选举曹为大总统。

　　[5]顾维钧（1888—1985）　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1912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5年起任驻墨西哥和美国公使。1919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遭否决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2年起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4年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中俄协定》，恢复邦交。为我国著名外交家，国际法学家。

　　[6]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是指以哈尔滨为中心，向东达绥芬河（与俄境乌苏里铁路相接至海参崴）、向西北达满洲里（与俄境西伯利亚铁路相接至欧洲）、向南达旅顺、大连铁路的总称，路长达2354公里。它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1895年，沙俄从《中俄御敌互助条约》中获得在中国东北修筑、经营此条铁路的特权。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虽然于1919年7月的宣言中声称将中东铁路及其一切企业归还中国，但实际上却并未实行。在中苏建交谈判中，北京政府明确主张应先解决“悬案”（按：即指中东铁路与外蒙古问题）再建交，而苏方态度则相反。加拉罕来华后经周旋，于1924年5月31日双方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企业，由中苏“平等管理”，允许36年后由中国“赎买”该路，或80年后向中国“无偿归还”。同年9月20日，苏方又与张作霖签订《奉俄协定》，张迫使苏方将“无偿归还”的时间由80年缩短为60年。其后，事实上仍由苏方控制一切，并独吞利润。建国后经谈判，1952年12月31日苏方才把中东铁路（从1950年4月起，已改名为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连同铁路所有的一切财产，全部移交给中国。至此，前后历时56年。

　　[7]东京地方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8.2级的强烈地震，受灾地区一府六县，面积2万平方公里，东京、横滨发生大火，加之山崩和海啸，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4万，受害人数超过300万。地震中还发生日本浪人和军国主义分子迫害华侨事件，华工领袖王希天等多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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