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与史|李大钊_梦远书城

报与史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我们从“史”字的原义，可以看出报与史间有类似的性质。中文“史”字有掌司记事者之义。英语History与法语Historie、意语Storia同蜕自希腊语及拉丁语的Historia，此字原是“问而知之”的意思，由是转变而为纪问而得知的结果的东西，就是记录的意思。德语史为Geschichite，荷兰语史（为）Geschiedenis，有发生的事件的意思。由各国文字的本义观之，“史”的意义，虽互有差异，而其性质颇有与今日的报接近的点，则考诸各国文字，皆能溯寻其始义而得之。

　　史的文字的原始，既已多少含有今日的报的性质，那么作史的要义与作报的要义，亦当有合。

　　史的要义凡三：一曰，察其变。社会的进展不已，人事的变迁无常，治史者必须即其进展变易之象，而察其程迹，始能得人类社会之真象；二曰，蒐其实。欲求人类进变之迹，苟于个个现实发生的事件，未得真确之证据，则难免驰空武断之弊；三曰，会其通。今日史学进步的程途，已达于不仅以考证精核片段的事实，即为毕史之能事了，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琐，互有因果关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现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此三义者，于史为要，于报亦何独不然？

　　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今日的报纸，于把每日发生的事件，报告出来以外，有时亦附载些文艺论坛及别种有趣味的评论等，以娱读者。又，凡一个报，无论其为一党派或一团体的机关，或为单纯营业的独立的组织，必各持有一定的主义与见解。社中的记者，即本此主义与见解以发挥其宣传的作用。而就报纸的普通，而且重要的主旨，乃在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俾读报纸的人们，得些娱乐、教益与知识。今日报纸的需要，几乎成了一种人生必需品的原故，就在他能把日日新发生的事件，用有系统、有趣味的笔法，描写出来，以传布于读者，使人事发展、社会进化的现象，一一呈露于读者的眼前。报纸上所记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惟［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蒐集的一种重要史料。

　　今日新闻记者的事务，既负为他日史家预备史料的责任，那么记［新］闻记者于载笔记事的时候，必当本着上述史的三个要义，以相从事，其报始有价值。惟作报与作史〈有〉最有不同之点，就是作报大率多致于力求其报告的迅捷，求迅之念切，则与蒐实之义不能两全，而新闻记者之纪事，又每易为目前发生的零碎事象所迷鹜。因之于察变会通之义，常易纷失其因果连贯之系统，这是新闻记者应该特加注意的事。为免此弊，新闻记者要有历史研究者的修养，要有历史的知识，要具有与史学者一样的冷静的头脑，透澈的观察，用研究历史的方法，鉴别取拾关于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这样子才可以作成一种好报纸，同时亦能为未来的史家预备些好史料。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顺天时报》[2]7000号纪念号

　　1923年8月30日

　　【注释】

　　[1]题解　此文原载《顺天时报》1923年8月30日出版的第7000期纪念号第6版上，由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后藤延子先生发现并撰文说明。其说明由我国学者孟祥杰、王青翻译连同原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顺天时报》，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中岛真雄创办的中文报纸。1901年12月12日于北京出版，1905年转让于日本驻华公使馆，至1930年3月27日发行至9285号终止。此期间该报有为日本侵华政策所支配的倾向，久为我国人士所愤慨。1923年6、7月起，新任总编辑桥川时雄借该报7000号纪念之机，精心筹组一批名人文字、稿件。计有黎元洪、段祺瑞、溥仪、颜惠庆与孙中山的照片、题字，王正廷、徐佛苏、高凌蔚等人的祝词，再有周作人、吴虞等人文章。李大钊此文，后藤教授认为，对于该报“是强烈要求其反省、矫正报道取向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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