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1)

　　究竟从思想上看，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

　　种族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

　　社会的制度与心理习惯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

　　经济上，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而脱不了落伍的危险”。

　　思想上，问题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适宜有两个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适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适宜

　　（上）不适宜的思想

　　吴稚晖先生曾说：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餔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r />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者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子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无事。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事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敦。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切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

　　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ural = the Ratione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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