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2)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2)

　　（3）政治思想

　　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袴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二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现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 Control），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牗，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著》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

　　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同书，236）

　　科举的废止是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们却引为大功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两点：（1）是考试内容的无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径，科举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响。乍不革其流弊，而遽废一个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岂非因噎而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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