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公学校史

中国公学校史

　　中国公学的发起，在前清光绪乙巳年（1905）。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新颁的取缔学生规则，认为侮辱中国，故议决全体归国。归国的学生既多，遂发起办一个理想的学校，容纳这些抗议回国的学生。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为“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成立于丙午年春天，其时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松懈，许多官费学生多纷纷回去复学；而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学校遂陷于绝境。干事姚宏业先生激于义愤，遂于4月6日投江自杀，以身殉学校，遗书数千言，说：

　　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姚烈士列举中国公学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凡有五点，最重要的是：

　　（一）中国公学含有对外的性质：“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争之当否，今姑无论，然公学……含有对外之性质，盖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

　　（二）中国公学可以消除省界：“中国自今以往，有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将惟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材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祸于无形。”

　　（三）中国公学为民立大学之基础：“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夫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说：

　　“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于此公学者，诚以此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乃自开办以来……海内热力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寥寥。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毁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性褊急，我诚不忍坐待我中国公学破坏，……故蹈江而死，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夫我生既无所补，即我死亦不足惜。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中国公学。”“我愿我诸同学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我愿我诸同事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尽心扩张，无轻灰心，无争意见，……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

　　“我愿我四万万同胞……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姚烈士的尸身和遗书发现之后，全国社会受一大震动，赞助公学的人稍多；同志诸人受他深刻的刺激，也振作精神，向各处奔走求助。一年之后，因郑孝胥、熊希龄诸先生援助，两江总督端方允于丁未年起每年由两江捐万二千元，又拨吴淞公地百余亩为校址。次年（戊申）又得大清银行营口经理罗诒先生借助银十万两为建筑校舍之用。这几年奔走四方募款，以公学干事张邦杰、王敬芳、黄兆祥诸先生之力为最多：张邦杰先生于宣统己酉年扶病监督校舍工程，尽瘁而死，遂葬于新校舍之侧。后来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继补助常款，故宣统末年公学每年常款有两万余元。

　　公学初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任斋务，教务，庶务的事。后来推郑孝胥先生为校长，聘马君武先生为总教。君武先生不久即往德国留学，总教之职也就废了。公学得两江津贴之后，校长改为监督。戊申春间，郑孝胥先生辞监督，夏敬观先生继任为监督。其时始有董事会之设，推张謇先生为会长。

　　公学校舍初在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戊申年（1908），即吴淞新校舍完成之前一年，公学学生与干事部争论学校组织的问题，意见各走极端，多数学生退出公学，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中国新公学，至己酉年（1909）之冬始解散。

　　留校学生于己酉年迁入吴淞新校舍。

　　我是丙午年夏间考进中国公学的，在校两年多，在中国新公学又留一年，我现在回想当日公学的精神，有最可记念的几点：

　　第一，中国公学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学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学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学生说的话是“普通话”，讲堂上用的也是“普通话”。我当时只能说上海话与徽州话，在校一年多，便说四川话了。二十年来，上海成为各省学生求学之地，这风气不能不说是中国公学开出来的。

　　第二，中国公学是革命运动机关。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跃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

　　第三，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姚烈士绝命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指这种制度。

　　丁未以后，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到了戊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遂致绝大多数学生整队退学，自行组织中国新公学，仍继续实行民主政治，支持至一年余始解散。这三年多的雏形民主国，在中国政治革命上是很可纪念的。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财政多感困难，故中国公学的补助费一律停止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袖诸公承认公学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故临时参议院通过于清理源丰润银号倒欠政府官款项下，拨给中国公学基金三百万元。孙中山、黄克强、宋教仁诸先生皆加入校董会，先筹款开学。后来政府北迁，“三百万元”基金之案迄未实行，后虽由元年国务会议改为一百万元，亦未拨付分文。民国二年，二次革命起来，公学校舍被革命军借住，学生分散，公学遂暂时停顿了。自民国三至五年，中国公学得继续开学，全靠王敬芳、胡汝麟两先生维持之功。其时王、胡两君代表河南同乡与英商福中公司争矿权，至民国四年夏间，交涉完毕，成立福中公司，胡、王两君要求福中公司每年提出五万元，以三万元补助河南公益事业，以二万元捐助中国公学。公学得有常款，此为第二次。

　　民国五年，政治多故，学生骤减少；旧有之专门班毕业后，仅余中学生数十人，帝制既倒，学校当局想把公学改为大学，遂决计结束旧局，把中学分送上海各中学。其时中国参加欧战，德国人所办之同济医工学校陷于停顿地位，教育部与中国公学商借吴淞校舍为同济临时之用，中国公学遂又暂时停办。

　　同济学校借用公学校舍数年之久。民国八年夏间，公学暂借威海卫路德国人办的小学校舍，先行开学，次年始将校舍收回。其时董事会改组，推熊希龄先生为会长，王家襄先生为副会长，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七人为常务董事。王敬芳先生任校长。

　　此时公学有商科专门及中学。公学停顿期中，福中公司助款停止；开学后，王敬芳先生请福中公司补拨历年助款，除还公学欠债万余元之外，尚余四万余元，以备填补每年常款之不足。王校长因任福中公司总经理，不能住校办事，故请公学毕业同学李荫秾为事务长，刘秉麟为教务长，分代校长之事。民国十年，刘李两君先后辞职，王校长乃请张东荪先生为代理校长。

　　民国十一年，公学请张嘉森先生为筹办大学主任，计划改组大学事；次年张东荪先生辞职，由陈筑山先生代理校长，即将原有之商科专门提高程度，改升大学。十二年夏，因添办高级中学，学舍不敷用，故将商科大学迁设上海。十三年夏，董事会推张东荪先生任商科学长，陈筑山先生专办高中。十三年之秋，江浙开战，浙军占用吴淞校舍，高中遂停办。十四年春间，商科大学迁回吴淞，同时筹划添设哲学、政治、经济诸学系，拟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制度，作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自民国九年以后，公学常款，除学费外，全靠福中公司的助款；民国十一年，常务董事呈准政府依据元年国务会议原案，拨元年六厘公债一百万元为补助金。此款由财政部于民国十二年及十三年先后拨给整理公债票四十万元。此项债票未经指定的款付息，故在市场上几于全无价值。后经王敬芳先生等呈准财政部领到第一期至第九期的利息三万元以供偿还积欠及扩充图书馆之用。第十期以下应付利息，也曾由公学呈请财政部，指定在福中总公司每年缴纳统税捐照十万元项下分四期缴纳，每期六千元，每年计二万四千元。此案虽经财政部公函（十四年财字二五五六号）照准，但不久河南即成战区，福中矿务停顿，不但不能由矿税项下拨款付息，连每年二万元的助款也完全停止了。

　　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到上海，公学由旧同学何鲁先生接收办理。其时校董在南方者人数甚少，何先生乃请在宁沪各地的校董开会，并增入旧同学熊克武、但懋辛、丁鷇音、周烈忠、杨诠、胡适、朱经农诸先生，组织新校董会。校董会公推何鲁先生为校长，熊克武先生为董事长。

　　其时公学经费支绌，教职员薪俸多不能照发，是年秋季，上海中法工专学校学生因风潮退学，转入中国公学肄业，大学院特准每月拨二千三百三十三元，为公学收容此项学生之补助费。此项补助费至十七年六月底始停止。

　　何鲁先生任内，公学之学科组织共分文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理工学院四院，设十七学系，以经费不足，终未能充分设备。十七年三月，公学发生风潮，至四月底尚未解决。校董会议决准何鲁先生辞职，推我担任校长，并推但懋辛校董为总务长，丁鷇音校董为秘书长。胡、但、丁三君于4月30日到校任事。

　　公学校董会自清末以来，经过多少变迁，校董随时增加，未有定额。除死亡不计外，现存校董散在各省者不下百人，召集既甚困难，组织又不合现行制度。于是校董会于十七年六月十日在上海集会，决定依据大学院颁布之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改组校董会，遂通过校董会章程，决定校董名额为十五人，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是日由校董会投票选举下列十五人为新校董：蔡元培、于右任、熊克武、胡适、杨铨、夏敬观、叶景葵、朱经农、何鲁、王云五、刘秉麟、但懋辛、王敬芳、马君武、丁鷇音。同日校董会又通过中国公学组织大纲十三条。

　　我担任校长，本只解决公学的风潮而已，原定只维持两个月。故是日我向校董会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不准我辞，只准我提出副校长人选，由校董会聘任，以便有人驻校负责。后由校董会聘请杨亮功博士为副校长，暑假中即到校任事。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

　　本年度共有学生六百零六人（内有女生五十人），教员四十六人，职员十四人。本年学生之多，为历年所未有，但公学宿舍只能容五百二十人，现有学生已远过此数，故原有的游艺室与饭厅都改为宿舍。课堂与图书馆也都感觉很大的困难。

　　（收入《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刊》。本文在1953年2月曾由自北中国公学校友线装重印一册，当时推断此文写于1929年3、4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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