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衙门论文集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3)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3)

　　接下来，我打算谈谈在本文要谈的问题中最核心也是最难辩出个明白的部分。之所以说它难以辩出个明白来，并不是表明我在解析将要谈的问题的前因后果时有什么危险倾向或偏见，而是因为被日前所谓的“庚子事变”（我指的是不幸的义和团运动）所激起的那种强烈情绪还阴魂不散。如同在“维新运动”中一样，这场运动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幸的是，对此西方人没能加以区别：其中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御型民众运动”，它类似于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民兵（fyrd）制或德国的战时后备军制。这种由基层民众结合起来旨在共同防御外敌或对抗社会内部动荡的结社，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之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就会鼓励民间组织这种结社。这样一种村社防御制度，过去称之为“保甲”，现代则称之为“团练”。“义和团”的“义”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善良、诚实或曰正直（相当于法语中的brave），它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和忠实可靠的好人，乱臣贼子绝对是要被拒之门外的。而“和”字的意思则是“和睦”与“和谐”，这个字眼意味着“义和团”这一社团原本即是一个友好的团体，同时，其中也包含有mutual（即彼此共有）的意思。至于“团”字，指的乃是一个相同人群之集合，或者说是一个团体。

　　综上所述，“义和团”最初是一个以练拳术来锻炼身体、保卫国家的社团的合法称谓，广义上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忠实、可靠之民众构成的友好团体”，或“旨在组织共同防御、抵制动乱的良民团体”。为了贯彻这一“义和团”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免遭贼寇们（也包括居心不良的外国人）的侵犯，这些团体的成员必须练习“拳术”和接受其他一些具备准军事性质的体力训练。此后，这些团体传授给民众的“高尚的自卫艺术”，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的古老艺术和学问，而并非仅仅是像社团本身的称谓所显示的那样只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练“义和拳”。

　　毋庸赘述，我认为，上述理由就是所谓“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种合法的仅具备防御性质的村社组织，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攻击。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倾向——无疑这一倾向的产生应归结于特殊的地方时局——这场运动脱离了原先所应遵循的轨道，使一部分成员变得更富攻击性，进而陷入一种完全失控的狂热状态，无论是对于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成为一大灾难。至于这种狂热状态是如何在这场灾难中达到巅峰的，后面我再做公正的评判。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只有当这一事变的全部来由被调查清楚，在相关的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盖棺论定地搞清楚究竟是皇太后陛下犯了所谓“邪恶、软弱、判断失误或误信庸臣”之罪行，还是“地方乱局”导致了这场人祸的发生——显然，所谓的“地方乱局”，往往是拜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公使所赐。因此，外国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妨碍了皇太后陛下的统治事业，使她无法始终如一地以自己那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敢的从政风格去处理眼下的困局。在前述的“地方乱局”中，我要特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国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要不要讲究一些策略？二是现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很陌生的外国技师大量云集于中国内地，又是开矿又是筑路，这些人该不该受到管束？那些来自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身上带着那种近代欧洲文明所谓L’hommesensuel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品行问题），突然出现在贫弱、古朴、淡泊的穿长袍的中国人面前，难免会引发文化上的冲突，中国内地民情不安，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探清之前，我请求欧美列强，乃至诸国的人民不要忘记你们西方人所主张的现代法治的首要原则：无罪推定。我们不要先下判决，在得到充足的证据以后再作宣判也不迟。

　　在这里，就有人指控皇太后陛下一开始便拒绝镇压、乃至纵容“义和团运动”中的过激行为的观点，本人拟提出反驳，说皇太后陛下一开始就坚决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镇压。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真正的好战骚乱分子，她命令朝廷官员对其加以剿灭；而对义和团中那些善良的分子，对于那种只具备纯防御性的举动，对于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付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对其加以镇压。皇太后陛下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对于这一指控，毋庸我多言，具备基本时政常识的人一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荒谬可笑。然而，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这种无耻的指控也是有来源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国度，她的臣民将要遭受板荡之灾。这种考虑不仅是出于列强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也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大清帝国治下各地可能会陷入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

　　事实上，她以天才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预见到，大清帝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巨大政治风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古老的中国也许要陷入一种所谓“警察缺位的社会动乱”中去。可以想像，一个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会有多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治下臣民的爱护和关怀，皇太后陛下感到自己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与动乱做斗争的准备，重新启用这一古老村社制度，让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诸位请看，寰宇之中任何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引用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去谴责事实上作为一国之主的她这样做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有良心与道德意识、能理解中国文字所渲染出的那种情感力量的外国人，只要读一读许多皇太后陛下最近颁发的谕旨——那些嘱托各省的督抚们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统治的帝国的神圣领土，以及嘱托她的人民重新组织旨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村社组织即“义和团”的谕旨，就会感到其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感，仿佛是一个慈母留给爱子的哀痛的临终告诫，絮絮叨叨而又感人至深：“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生不逢时，赶上这亘古未有的多事之秋，为娘我已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并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灾难时刻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照顾你们并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的领土与荣誉了。”

　　如果说在上述文字中我多少还代表中国人民成功地表达了一点对于皇太后陛下的最个人化的真情实感，那么西方人就应该理解，为什么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利用现代化杀人利器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军队发起一次次徒劳的冲锋。崇尚近代欧洲科学及其所滋生的物质文明的人们只要一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有关人类灵魂、精神的特别事物，他们都一概称之为“狂热”。然而，何为“狂热”？所谓“狂热”，乃是一种“惟一之冲动”，即主宰人们的心智，能够驱使他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巨大勇气和英雄气概、需要他们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或使命——总之，它是一种因渴望保卫他们心中赞美、热爱和崇敬的事物而被激发出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被放大到极大限度而越出常轨时，那种勇气和英雄气概也会随之成为个人的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源泉，激发出超出常人的力量——是为所谓的“狂热”。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作为个人，中国人热爱、崇敬其父母双亲，这种情感，为其少年时代所有关于家庭的记忆所萦绕，并被其日常生活经验证明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儒家伦理与秩序中，中国人民由衷地爱戴、尊敬他们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依照她的意志而指定的帝位继承人——皇帝陛下，整个帝国的国运都系赖于她的个人意志。更重要的是，她的个人意志不是无根无据的私人恣意，而是来自这个王朝——迄今为止，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二百五十多年了。义和团的小伙子们表现出的狂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这种“狂热”，正如我前面所说，是一种依凭无限、超常的勇气而激发出的冲动，它驱使中国人奋不顾身地保卫他们心中最热爱、最崇敬的东西。迄今为止，从总理衙门接收到的所有消息来看，这些消息对导致帝国首都这场危机骤然爆发的原因还无法做出清楚的解释。不过，我最近从非官方途径得到的一则可靠消息，可以立刻阐明那个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那个让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其实是一则无耻的谣言。这则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像电击一样迅速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于皇帝陛下。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就使得帝国军队的将士以及许多普通民众奋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众所周知，这场危机伴随着大沽炮台的不幸失陷而达到白热化状态。

　　因此，很明显，中国人针对列强宣战，其真正的Causabelli（宣战原因），以及促使整个大清帝国上下士民都想与西方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冲动情绪，乃是源于他们确信列强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甚或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动。不客气地说，这场变乱乃是一场“人民战争”，而非一场由政府发动并主宰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是置政府于不顾的。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 Pro Rege, 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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