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主义(2)|蔡和森

论陈独秀主义(2)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显的看出陈独秀主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之理论的基础，——即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之少数派的路线；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有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从他的“造国论”以至“汪陈宣言”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三封信，不过把这总路线“一言以贯之”罢了！

　　为什么使他这样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左翼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影响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自始至终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不能了解工农民主独裁，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造国论之精神）；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之上，或完全跳过此阶段。

　　陈独秀在三次大会的立场既然如此，他当时发出些什么具体的口号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三次大会闭会后，陈独秀和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当时，我向他们抗议，才把这一个企图打消。难道现在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叛逆是没有历史的深远的来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智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庭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之不相信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削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伏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庭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深，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庭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五 [1]

　　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日常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回大的牺牲和破坏，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势力的方法——取消主义合法主义。

　　以为资产阶级完全胜利了，革命完全没有了。现在要紧的只是怎样回避牺牲保全势力——这就是陈独秀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时，他提出下列主张：（一）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二）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三）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如谭平山等仍应与之党外合作。

　　这一取消主义的“温和”纲领，难道不是中国孟塞维克路线之继续向前发展？

　　六

　　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次大会，违抗两年以来共产国际的电召；他只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牺牲了我和平山”。然则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南京政府向苏联进攻的冒险事业，就成了他的最后的转变。他向中央进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

　　他对中东路事变的态度根本是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仍然不得不带着这副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关心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祖国之被攻，而且只关心于国民党强盗统治的中国之变为塞尔维亚第二。他们的主要借口是：“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拥护苏联的口号”。他所谓大多数民众自然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血战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看来还是这样落后，这样不能了解拥护苏联口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一九二三年认定中国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国家的觉悟”，现在经过七年以上的斗争，中国工人已有了“国家的觉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这个一九二三年他所说的中国工人对照起来已经是大进步了！陈独秀先生！你不是没有进步的呵，拿你的进步，与你所想象的中国工人的落后或进步去比较：你是进步得更远了！中国工人只领导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而你却领导孟塞维克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进到公开反革命！陈独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口号”罢，你自己的“反对误国政策”就是你们自己的阶级口号；改组派同你们一样的采用此口号：

　　陈独秀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取了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关系都用资产阶级做中心来决定。看他怎样说一九二七年的事变：

　　“这一种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加增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之残余！为自存计，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这“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绝对不会梦想到由这一转变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领导地位。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会梦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国革命的图表素来就是这样预定的：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再来做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斯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之共同立场。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自来在陈独秀脑中就没有设想过，直到现在依然不能设想。因为他所能设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末一定是资产阶级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里会有什么工农专政这回事。中国资产阶级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已经胜利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再则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陈独秀看来简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会了解，因为这与他素来所设想的相去太远了。他素来设想的革命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若失了资产阶级这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然则现在革命动力既然把资产阶级除外，而革命任务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做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斯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罢了。这不是新的，仍是发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义的大纲。

　　在这样的取消主义之下他们自然要拚命否认中国革命高潮，用反对“盲动主义”来做阻止与破坏高潮的借口。陈独秀曲解列宁两个波涛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其实他在武汉失败时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将来很难再起。从他看来中国的事变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与彭述之的革命阶段论：现在是南京政府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所有军阀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预言蒋介石制度的稳定。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国革命低潮上面。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庭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一九二七）以至中东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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