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主义|蔡和森

论陈独秀主义(1)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一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陈独秀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原来是很明显的。他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这一时髦的表演，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凭靠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五四”反日运动，渐渐的软弱下来，而由此运动所引起的北方工人运动（主要是京汉路工和唐山矿工）和上海以及广东的罢工斗争继续不断的表现出新的社会阶级带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于是陈独秀首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说：“工人的力量比我们大些”。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彷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所影响的急进的智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左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二

　　陈独秀主义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塞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次大会时，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

　　三

　　首先看他在党的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的孟塞维克路线之理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他最典型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塞维克的根本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界分为三愿：（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思想尤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他在三次大会的演说中，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会开幕后写的，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他在大会中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神权帝王迷信及没有国家觉悟的立场发出来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拚命的肯定中国工人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之后，他就很骄傲的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此文是大会前二星期写的）。”他在大会的答辩中，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

　　他对于农民怎样呢？大会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他对抗，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笑，因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会闭会后，在他的论文中很客气的这样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个原因，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试看他所计划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的经济状况，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时候，陈独秀是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并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陈独秀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呢？他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固然在党的六次大会以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全党都没有明确的观念，然而如象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这对于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说：“在普通形式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如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算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阶级为什么目的要加入这革命呢？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之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仅仅在这里——不是为得争取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领导权，不是为得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胜利，更不在争得革命之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种转变的观念在他是完全没有的。他同俄国的少数派一样，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连续的阶段，即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人阶级只有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农民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说：“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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