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机会主义史(5)|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5)

　　此时临时中央机关又由汉口复移于武昌。和森在汉口出医院后（大约是十六日以后）曾写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议之事有：（1）提议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决定新方针；（2）提议武汉三镇举行一大示威运动，反抗“分共经过”之国民党宣言；（3）提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国民党中央于十七日发表一减租命令）；（4）认我们现在的失败不是一九〇五，认唐、汪政权并未稳定，工农势力并未冷火气，因此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义；（5）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海参崴办党校；（6）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此时国际代表已到汉口，且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独秀、平山、维汉，又骂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指导人，又向国焘、太雷、维汉（常委）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果派去一个毛子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层同志对于和森大起误会，以为和森是“投国际的机”，“想组织左派”，“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摆脱过去共同参加的错误说漂亮话”，“每日一封信唱高调”……。其实上面那些情形是“八七”会之前几日太雷同志报告出来（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后追论：当时常委诸同志见到党的上层的危机（上而国际责罚，下而同志非难），而未见到革命挫败时群众异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机。此危机只有斩钉截铁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得挽回。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对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此时上层首领的利益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是难两全的。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这在通常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鄙的；常委顾全指导团体的共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接受国际新方针，这在非阶级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钦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讲，则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五次大会前，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自然现在这种咒骂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实不是如此的：第一、因为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调”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而未向下层群众鼓动或宣传过；第二、和森个人的思想，因为在武昌毛泽东家获与由湘逃来之同志及农民谈话（他们甚不满意于中央及湖南指导人，说不是许克祥杀他们，乃是某某杀他们……）。因而思想上起了变化，又因病在医院，有时间想这些问题；第三、和森与国际代表之关系是在“八七”会议及翌日之新中央会议见过二次；第四、和森于“八七”之前请求派赴湖南参加秋收暴动工作，并得常委之许可，绝无仍留中央称好汉之企图；第五、和森始终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会及“八七”会议中皆正式发表过，因为如此，才能使党内外群众耳目一新，因为如此，对于新方针之执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会议，和森之所以反对国际代表提出之名单（是与常委决定的），是因为除加一苏兆徵同志及罗亦农同志外，一切皆是旧人，即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同志（彭是马日事变后提议号召卅万农民进攻长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单内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张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维汉可留中央组织部或秘书厅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义，这些都是斟酌当时实际情形而主张的；第七、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泽东等组织甚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与公达上船回湘，而新中央来一命令停止和森前去，翌日开会正式决定来北方工作，和森于讨论决定之后，即遵照决定北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甚么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便是明证；第九、在“八七”前后反对那种盛行的“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空气，是正确的，并不是和森想造左派故如此之乐观。

　　“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在严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中央，发展讨论，纵然中央及全党的组织问题，还无很满意的解决，然无论如何总是公然的正式的承认了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国际不懂中国情形政策过左，以致中国革命失败；也不是我们有错误，国际也有错误），公然的正式的接受了国际的新方针。由此会议救出中国共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会议不过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然仅仅是这一开始承认与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讨论此问题，以为未宣布没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未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而即出走为失策。然当日已没有时间容许讨论此问题。第二日新中央开会，和森又提议前敌主要负责同志有怀疑新政策之弱点，应注意指导人问题，然是日亦不允许讨论此问题。

　　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国焘同志在五次大会前素来的倾向大体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会后的七人政治局中，除开始月余消极一点外，也还没有严重的错误，即有也是旅进旅退的，国焘同志严重的错误，是开始主持常委之时，所以他赴南昌去时对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

　　虽有广东、两湖之失败，然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

　　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亦农同志甚至说：“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组织方面是无出路的。”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现在“八七”以后的事实可以答复这种顾虑和悲观。

　　“八七”以后，只有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四分五裂，不成东西。我们的党适得其反，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四　问题与结论

　　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五四”以前，中国虽然有工人，但还没有形成为一阶级，广东、香港虽然有工会，但还没有阶级的自觉，自有中国共产党产生，才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之组织，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五四”以前，中国工人及苦力虽然也曾多次被小资产阶级政党利用来参加过革命斗争，然完全没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要求，屡次都是徒被利用，一无所得。自从第三国际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们在广东获得广大的工农组织势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P．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十三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C．P．，这几年中，名义上虽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实际上发展了最深刻最广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五百万以上，农民到千几百万以上。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东及东江琼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从三月二十以至贺叶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同时从民国十三年加入国民党以至民国十六年七月与国民党决裂，在此三年中，积聚和发展了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与经验也是事实。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更属不对。

　　托罗斯基国际反对派借口中国革命的失败，攻击第三国际及俄国C．P．中央，他们欲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俄国C．P．中央，他们以为三月二十应即与国民党决裂，不应帮助北伐和武汉政府……。这些都是反对派借口攻击的政治作用，事实不是如此的。三月二十事变象我们中央所采之退让态度，甚至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但若说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也是错误，因为彼时我们的力量还未成熟。我们从三月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错误不在国际而在中国党中央。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若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根本亦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唐生智、许克祥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对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是逃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之责任。

　　有人以为“八七”以后的暴动政策是国际对付反对派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八七”以后的暴动，是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的需要，是夏斗寅及七月十五事变后湖北工农的需要，四月事变后，江苏、广东工农亦有此需要。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指导机关内工农成分也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象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党。

　　一九二五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

　　从一九二五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斗争之政策，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士兵。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造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由此养成“怕群众”的习惯，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关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指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很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酋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

　　这一机会主义是完全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的显然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可是述之和亦农同志在东方大学所发明的组织教育系统，是全与列宁主义相反，表面上是穿凿附会列宁的口号，实际上是酋长宗法的知识阶级的把戏。

　　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自动与创造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什么程度什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的要求亦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党的改造是整个全盘的改造，而不是什么派别的改造。我们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调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我们所有工农党员群众及好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众是完全可能团结于此新方针之下，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因为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莫不有欢迎新方针的，他们的先进分子更不待说。国际新方针初到时，有人以为将有引起党的分裂之危险，其实此危险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观上我们亦要防止此危险；第一，最好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必须在相当时间停止其指导工作；第二，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责；第三，过去一切错误和是非尽可能交给群众讨论判断，尽可能发展党内讨论；第四，严防机会主义者企图团结一部分党员阻碍党的改组；第五，严厉防止第三党之企图动摇或分裂党的队伍，更应严厉反对“让小资产阶级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说；第六，绝对相信群众来改造党，不应只相信上级机关或已经为群众所不满的中坚分子来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时期，上级机关绝对不应袒护群众所不满的少数分子而忽视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群众之意见；第八，在此改造时期不应让少数一二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有凭借党的机关，压抑群众及其意见之可能，即使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也应在其发表之后再予纠正，万不能采取国民党中央“停止”这个“停止”那个的办法；第九，应极力于全党之改造，而不应组织什么“左”派；第十，反对述之一类人利用“制造派别”、“分工学界限”的罪名来阻挠党的改造；第十一，反对抛弃或开除所谓大批“腐化”的下层群众，即使一部分群众有腐化或消极之表现，亦应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极的来源；第十二，除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外，一切活动分子皆应尽可能的分配工作，万不应站在一种非政治的考虑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动分子于工作或国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时期，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党员群众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的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切旧的负责工作同志都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的分子，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来。

　　党不是要改造成为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我们并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我们亦不是要把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只要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的影响，而不是一味违反群众的意见与趋向。

　　另一方面，党的改造不是换几个上级机关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由旧的分子换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从小的支部起，实行改造过来；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伟大的改造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

　　上面这个报告，是上年九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及其他各处活动分子会报告出来的，现在才整理付印。身边无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着脑中的记忆，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观，极其忠实，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年半的时间，和森未在国内参加工作，故语焉不详，全部报告如有错误之处望有关同志予以纠正或辩驳，用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和森附识（完）

　　注释

　　[1]这是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及其各处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2]关于“马日事变”的情况有不同的记述。李维汉同志写了《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刊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的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党史研究资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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