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机会主义史(4)|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4)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乱，鲍罗庭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有一日老鲍出席于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关于中国C．P．之目前任务的主张，大意是说：“中国C．P．目前的任务不要以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现在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失业群众，假若能把这些失业群众组织起来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他们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我们能领导工农向他们让步，工农让步之后，他们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时他们便能觉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经济封锁来的。我们能使小资产阶级不怨恨工农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总之现在中国C．P．应从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着佩服……”这些教训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和动摇。这些教训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回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义。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1）减租减息；（2）乡村自治；（3）保护佃农；（4）武装自卫；（5）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照老鲍的意思看来，武汉国民政府已算是顶土地革命的了，因为上列五项事情几乎皆已办到，而且在未出发北伐前的广东国民政府即已办到了。老鲍一直到底灌输这种改良主义于政治局，怎得不使我们迷离失所，此时大约国际有电报来调鲁易回去，鲁易已不管事了。老鲍每次都能出席于政治局的会议。

　　鲁易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1）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2）武装C．P．五万人；（3）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4）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逆迹昭著的叛徒！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的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C．P．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甚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七月十五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何键发难开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现在好了，谢谢鲁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现在严重的情形到了最后一阶段：（1）冯玉祥来电驱鲍，分共；（2）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子全国；（3）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C．P．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何键等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何键之卅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约是六月廿七）和森从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会后决定独秀、国焘、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恩来为秘书长，未到前由和森暂代。后因维汉留湘，不知下落，恩来改任军部书记，国焘因事与独秀口角后消极不管事，后又赴河南。因此始终不能成立确定的秘书厅及常委，而独秀又多外面往来之事，立三忙于全总及劳工部；平山忙于农民部；后补秋白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和森新从外国回来，事情又不熟悉，且终日常驻不能他走，故工作异常不周。因此大家皆露骨表示不愿和森再在秘书厅及常委。大约是六月廿四经政治局正式决定邓中夏同志为秘书长，在邓因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国焘同志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工作。和森因病，于翌日告假到毛泽东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几日。）回到中央秘书厅之住屋。是夜我们中央军部来一紧急报告，说何键有今夜举事之说，各机关皆须戒备。翌晨独秀召集在西门子鲍宅开紧急会议，立三、兆徵因劳动大会缺席，秋白亦未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解散总工会纠察队将缴卅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行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部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同时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他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赞成此提议。前三日和森在毛泽东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后之公开反动（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曾写一信致中央常委说：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当讨论此问题时，独秀表示犹疑，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讨论结果，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同时省委机关亦移武昌。当即指定和森立即往武昌布置机关，独秀、国焘料理常委及秘书厅事务；恩来、太雷料理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事。和森当即过江布置机关去了。

　　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同时中央秘书厅未发迁移通知，并未将是日决议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员及活动分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和森在武昌布置机关妥当后，翌日黄昏独秀、国焘过来，不久秋白亦偕一驼背毛子来。是夜开会于武昌之新机关：（1）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2）C．Y．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3）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4）驼背毛子出一答复国际之电稿，内有“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之语句。

　　国焘之提议未注意讨论，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于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动分子会，或中央扩大会。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七月一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又开会于鲍宅，老鲍出席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1）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例如蒋介石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幸成功，机械的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3）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老鲍做这演说时是很精神的。

　　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从前季诺维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夫个人决定的。老鲍巧得很，反指他们是帮助季诺维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老鲍上面这个演说全是文饰自己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移于季诺维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我们主观力量没成熟”这句话在西北学说的字典上来解释工农运动过火，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农，一言包括，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太不成熟。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来解释，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社会民主党化，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领导权；一言包括，便是三月廿以来的机会主义太成熟了。

　　最后的破产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

　　三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则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我们莫名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名其妙。

　　此处老鲍又犯了最后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假若老鲍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致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扩大会犹在那里贯彻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2）假使老鲍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将国际训令发表，我们能于七月一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豫鄂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假若此时决定与假左派决裂，便是决定我们在两湖以至江西之暴动，何致待至八月一号才在南昌发作呢？（3）老鲍临行犹给一种“逃跑主义”，“散伙主义”于五人政治局，以为“大反动临头了，中国的一九〇五到了”，以致使此临时政治局开始即全无斗志，怀疑国际训令。所以老鲍不发表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几日，老鲍才提出国际来电以C．P．中央名义发表一批评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国际来电是要我们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还有“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开会，我们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们的临时政治局也未准备任何群众示威的表示。只有何键的军队上街示威，并至国民党中央会议处欲捕我们吴玉章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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