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机会主义史(3)|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3)

　　二　政治局的后一阶段

　　政治局的后一期，完全表现是一种指导破产的阶段：老鲍于武汉军撤回之后，又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之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之变，唐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亦未可知。

　　“进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后，鲁易亦丧失了方针，仍然复回到所谓左派中心问题，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汪精卫最后之幻想；以为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于是“东征”与“汪精卫”遂成为后一阶段的送命汤！过去所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实行了么？一点也没有实行，现在的两湖似乎更不关重要了，横竖唐生智“还要想吃草”，一时不会和我们翻脸，他既回来，两湖即听他去处理。而且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汪、唐近来关系很好，两湖问题就更可听他两个去处理。

　　过去所拟左派群众工作实行了么？刚开始团结湘鄂赣及江浙闽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谭、反冯、唐及朱培德之宣传，谭延闿等知道了（因为毛泽东同志等公开宣传），大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此消息经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其实此反国民党中央之宣传是经过中央常委秘书厅指示的。

　　过去一度拟议之发动群众去攻击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这工作做到了甚么程度呢？说来也可笑，便是只在“欢迎铁军凯旋”的停工之下，湖北总工会违反修改罢工案的精神，发了一些反抗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许克祥及朱培德的标语。这些激烈一点的表示是总工会负责同志刘少奇等经过中央秘书厅的同意做出来的。可是这又做错了，得罪了汪精卫！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和独秀流泪切齿的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记得吴某的话’，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连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前此一度拟议提出“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事怎样进行呢？说来更可笑，不仅没有进攻的政纲，即鲁易所拟之最低限度的政纲，也难通过。老鲍坚决的主张在此政纲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3）此政纲专为适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此时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论是：“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甚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从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现在东征是唯一出路；从前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现在主张打到南京后再提其他问题。前后照应，一气相承，这是西北学说的精神！

　　此时的实际情况是：（1）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袒护许克祥与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运过火的，说朱驱逐C．P．及左派的办法完全是对的；（2）冯玉祥仿行朱培德办法，驱逐C．P．及政治工作人员出境；（3）朱、冯之举皆先得汪、谭、孙科、徐谦、顾孟馀等之主使与同意；（4）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问题待七月十五之中央会议正式解决；（5）汪精卫、孙科极力勾结唐生智经营东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众运动以博东南资产阶级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将领以何键为领袖，公开宣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P．东征；国民政府升许克祥为师长，马日政变之湘省政府主席张翼鹏为参谋长，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汉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完全成为唐生智的机关，汪精卫是他的“新欢”小老婆。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两条出路：或准备暴动，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遂，即公开宣布左派叛逆革命的罪恶，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而改组之。或者完全投降，赞成修改或抛弃三大政策，停止工农运动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驱逐或屠杀C．P．。在此条件之下，还可合作东征，还可给草与国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鲁易初提出进攻及罢工示威之时有此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有由鲍罗庭同志领导我们走后一条路。所以此时显然不需要一个进攻的政纲，只需要一个投降的政纲，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农武装；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把武汉政府一切赤色的标帜皆涂黑，由此去博得东南“工商业者”之同情，我们暂时受此委屈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现在的难关，然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老鲍的意见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此时他所亟亟经营的只是想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来吃他的草，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此案暂时保留到打倒蒋介石后再说；希望他们在各将领间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间接的答复是怎样呢？“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C．P．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们部下！”这是甚么意思呢？这是要C．P．自动的退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免得武人动手，因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的明说，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徵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老鲍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

　　于是最后的买卖是很明白的：老鲍与C．P．所要的是在东征时期还不要实行分共；汪精卫与唐生智所要的是东征时间还要吃草，还要请苏俄的借款快些汇来。“请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后再谈呵！”“请你电催苏联借款迅速全数汇来呵！”这是最后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与新军阀还要讨些便宜，是很显明的。在我们“东征时间不要实行分共”的语气中，也可看出“实行”是不愿意的，但“议决”分共或许是可接受的；横竖这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议决不过是句空话，他们哪有势力来管理党部和民众团体，在东征时间，他们尤其无此力量，而且他们互相间的冲突还多呢；即使他们现在决议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变换，难道不能再作道理？这种空气，从老鲍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觉的。假使后来国际训令不来，也许引领我们这样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给他们吃，让他们议决分共，待打倒南京后情形变易再作道理。

　　鲁易在他所拟的最低限度的国民革命政纲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这些都是他与老鲍不同的。至于对左派关系及综合过去所决定之限制工农店员要求等具体条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鲁易自从上次受一打击后，再也不提进攻和准备决裂了。他此时的精神，似乎趋向于经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线：（1）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2）想扩大左派武力，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3）想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4）湖南反革命问题要求国民政府惩办；（5）对于东征未表示反对，但仍提出南取广东。事后追论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此时的实际问题是“决裂”、是“暴动”，是以群众的势力没收土地，武装工农，是以群众的势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众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维持原则的政纲之作用不过在用以公开谈判，揭破假左派首领汪精卫等之假面目和藉以与之做正式决裂的口实与号召罢了。此等政纲只有是坚决的准备与汪精卫等决裂才有作用。鲁易既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胜鲁易之点。鲁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老鲍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始终要拉住汪，是老鲍与鲁易相同的；但鲁易始终愿做汪的头，老鲍始终愿做汪等的尾。结果鲁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鲍是“既善顺随，又会揣摩”。

　　现在再叙述些别的事情：

　　鲁易所拟扩大左派武力的计划实行了么？没有实行。此计划原本不始于鲁易，在前一期的常务会秘书厅即有此决定，但未实行。邓演达随从第二期北伐出发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权落于谭延闿、程潜、孙科之手，他们大大缩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经费，并拟遣散教导团或归并于各军，这完全是向邓演达进攻的。我们曾几度计议打破此阴谋，故在郑州将下时即派国焘同志前去河南，与邓商议此事，并谋左派之新团结。然邓演达自讨论土地问题时受谭、唐、程、孙等大众之排斥，不得不离开武汉，随军出发，故他异常消极，且受托罗斯基派俄顾问的影响，倾向于第三党之说，即取消C．P．与国民党左派合并组织第三党。其实也是空话，他只是消极悲观。现在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C．P．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

　　现在再说工农武装。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说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部执行。在五次大会时有改称“国民党工农义勇军”说，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愈益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此方针亦成为政治局中的国是，虽然没有正式决议，如此写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军事工作的新方针，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并且是违反五次大会决议的。夏斗寅之变，我本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二千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现在工农在他们看来如此过火，他们自然怕工农拿着枪便要转来打他们自己呵！”两湖议决案通过之后，湖北省委对于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之事曾有一度计议，但不久“进攻”空气消沉，这种计议亦随之消沉。

　　情形是向严重方向迅速发展。“进攻”的微波打落之后，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此时可举和森来做例：和森深感于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在此通告及信的说明中，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拚命主义的精神，及藉民族争斗来遮掩阶级争斗之理论上的根本错误。（这次常委会有独秀、立三、国焘、和森等四人参加。）此通告及信发出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于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二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独秀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和森说此通告及信与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其中的说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确的，必须提出于政治局正式讨论。是日下午，秋白来常委，和森对秋白说：此信及通告请你仔细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对，便是完全不对的。如若不对，便是一种蒲兰克主义呵（蒲兰克是法国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家，蒲兰克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便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时，鲁易指明提高反帝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自己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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