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52)

五二

　　“不，三块钱。这是它的价钱。”

　　“好吧，既然你坚持。”将军说，一边给了我三块钱，把狗牵走了，上了楼就不见了。

　　十分钟左右，一个脸色文雅的中年绅士走过来，往四下里张望，还在桌子下边和各个角落寻找。我对他说：“你是找狗的吧？”

　　他的脸色本来很烦恼，现在马上高兴起来。他回答说：“是啊——你看见了？”

　　“是的，”我说，“一分钟以前还在这里。我见它跟了一位绅士走开了。我想，你要我找的话，我能替你找到他。”

　　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感激涕零的。他说他希望我找一找，说的时候，声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说，我很乐意干，不过既然要花一点儿时间，需要他付点儿钱，希望他不要见怪。他说他非常乐意——一再强调“非常乐意”这句话——还问我要多少。

　　我说：“三块钱。”

　　他大为诧异，说：“天啊，这简直算不得什么！我给你十块，我非常愿意的。”

　　不过我说：“不，价钱是三块。”我不容分辩，往楼上走去。因为斯温登说过，这个数目是上帝会给的。在我看来，如果比上帝允许的多拿一分钱那就是亵渎神明。

　　我走过旅馆办事员的窗口，打听到了将军的房间号码。我走到他的房间，看到将军正在抚弄他的狗，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我说：“非常抱歉，我得把狗要回来。”

　　他仿佛很诧异。他说：“要回？怎么啦，这是我的狗啊，是你卖给我的。还是你定的价嘛。”

　　我说：“是的。不错——不过我得要回，因为那个人又想要它了。”

　　“谁？”

　　“狗的主人。这狗不是我的。”

　　将军比刚才更诧异了，一时间连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说：“你是说，你是把人家的狗出卖——而且是明知的？”

　　“是的，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狗。”

　　“那么你为什么卖？”

　　我说：“是啊，你问的是个怪问题。我卖，因为你要。你要买这只狗，这你不能否认。我并不急于卖——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要卖——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这对你方便的话……”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对我方便？这真是我从没有听说过的特特别别的‘方便’——把不属于你的一条狗给卖出去，这念头……”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这样的辩论没有什么意思。你自己说过，这条狗也许值一百块钱。我只要你三块，这还不公道么？你愿意多出些，这你知道。我只要三块，这你不能否认。”

　　“哦，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核心是狗不是你所有的——这你难道不明白么？你似乎以为，尽管不是你的财产，只要你卖的便宜些，这样卖出去，就没有什么不合适。那么现在……”

　　我说：“请你不必再辩论了。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价钱是完完全全公道的，完完全全合理的——既然狗不是我所有的——这么辩只是白费口舌。我得要回，因为人家要它。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你还不明白么？设身处地想一想吧。假如你把一只不是你所有的狗卖了，假如你……”

　　“哦，”他说，“别用那套白痴般的理论把我的脑袋搅得稀里胡涂啦！拿去，让我清闲一会儿。”

　　这样，我还给了他三块钱，把狗牵下了楼，交给了主人。为了这点子麻烦，收下了三块钱。

　　我心安理得地走开了，因为我做得光明正大。我卖出去的三块钱是我绝不肯花的，因为那不是真正属于我所有的。不过，把这条狗交还给原主所得的那三块钱，理当是归我所有的，因为那是我挣来的。要不是我的话，那个人很可能根本要不回这条狗哩。当年的那套原则，我至今还信守不移。我总是诚实做人。我自己知道我绝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正如我一开始就说的，——我永远不肯使用以可疑的方式得来的钱。

　　嗯，这是个故事，有些内容是真实的。

　　【第三十一章】

　　根据合同，我得把《傻子国外旅行记》的稿子在一八六八年的七月份交出去。正如我说过了的，我是在旧金山写这部书的。我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了稿，布利斯给这本书准备了很多插图，后来又把工作停了下来。依照合同规定的出版时间过去了，可并没有提出过什么解释。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什么解释。我在国内各处作演讲。平均每天三十回，我试着猜这个谜：“书什么时候能出？”

　　老是要给这个问题寻找新的答案，可把我搞腻了。后来，连对这个问题本身，也感到非常厌烦了。谁要是问这个问题，他就马上会成为我的冤家。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摆出这个样子。

　　我从演讲这个领域一脱身，便急忙赶往哈特福德打听这件事。布利斯说，这不是他的错，他是要出版这本书的，可是公司的董事们是坚定的守旧派，他们害怕这本书。他们审定了这本书，多数人认为有些东西颇为幽默。布利斯说，公司里从没有出过具有这种嫌疑的书。董事们担心出版这类书可能严重损害公司的名誉。说他的手脚给捆住了，人家不允许他履行这个合同。

　　董事中间有一位德雷克先生——至少是一位叫做德雷克先生的遗骸——邀请我一起坐他的两轮马车玩玩，我就去了。他是个可怜的老古董，他那章法，他的谈话，也是怪可怜的。他有一个颇伤脑筋的心思。他踌躇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想把这个心思摆出来。后来他终于摆出来了。他解释了一番他们公司处境的困难，就像布利斯早已说过的那样。接着，他干脆为他自己、为公司求我帮忙。他恳求我把《傻子国外旅行记》收回去，让公司解除有关的合同。我说那不行——这场谈话和马车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警告布利斯，谈他必须干起来才行，不然的话我可要找麻烦。他按照警告行事，把书付排，由我校清样。接着是再一次长时间的拖延，也没有作什么解释。最后，到了七月底（我想是一八六九年），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打电报给布利斯，说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售这本书，我就要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了。

　　纠纷就这样结束。有五、六本书在规定时间内装订好了出售。然后，兜售活动开始，搞得很起劲。在九个月中间，公司的欠债全部还清，股票从二十五涨到两百，获纯利七万元之多，正是布利斯把这些告诉我的——不过，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是他六十五年中第一回讲了真话。他是一八〇四年生的。

　　不过我必须回头讲讲韦布的事。我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从“教友会市号”之行回来的时候，韦布告诉我，《卡县名蛙》一书获得了出版界的好评。他估计，销路是相当好的，不过他弄不到美国新闻公司出具的账单。他说，这本书对他是场灾难，因为他是动用了他私人的款子印的，可是如今由于新闻公司不老实，一味搪塞，一点钱也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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