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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第二六章】

  戈拉开始长途旅行的时候,有四个人跟他一起去。阿比纳什、摩梯拉尔、巴山塔和罗摩帕梯。但要他们像戈拉那样苦干下去,那可不大容易。阿比纳什和巴山塔不几天就借口身体不好折回加尔各答去了。其他两个人也只是出于对戈拉的忠心,不愿扔下他们的领袖,才没有这样做。摩梯拉尔和罗摩帕梯确实为他们的忠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为不管走多远,戈拉好像都不会感到疲倦;不管在路上担搁多久,他也不会感到厌烦。不管那个地方生活多么艰苦,只要人家热情接待他们这些徒步旅行的婆罗门,他就会一天接一天地在人家家里待下去。村民们围着戈拉听他讲话,也舍不得离开他。

  戈拉第一次看见除了加尔各答有文化的富裕阶层以外,祖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片广阔的印度农村是多么分散,多么狭隘,多么脆弱呀——它因循苟安,不认识自己的力量;它愚昧无知,对自己的幸福漠不关心。相距不过几英哩的村子就隔着非常深的社会隔离的鸿沟。有很多人为的、虚构的障碍阻止他们和外面世界交往。他们把一丁点小事儿看得那么重大;最小的习惯也难以改变。如果没有机会亲自看一看,戈拉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头脑有多么迟钝,生活有多么贫乏,力量是多么微弱。

  有一天;戈拉所在的村子着了火,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即使在这样严重的灾祸面前,他们也不能团结一致,到处是一片混乱,每一个人都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又哭又喊,拿不出一点办法。附近没有饮用水源,这一带的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日常用水。就连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也不想去挖一个蓄水池来减轻自己日常生活上的困难。这个地方从前就经过火灾,但人们只认为这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从来没有想过在比较近的地方设法开辟一个新的水源。

  戈拉开始觉得给这些由于盲目遵守旧习惯、连自己村子最迫切的需要都不理解的人去讲国家大事,未免太滑稽了。不过最使他惊奇的是,不论摩梯拉尔或罗摩帕梯,对他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他们反倒觉得戈拉为之不安,实在没有必要。“穷人一向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心里想,“我们觉得很辛苦的事,穷人却不以为苦。”他们甚至认为这样热衷于改善穷人生活只不过是多愁善感的一种表现。但戈拉面对这种无知、冷漠和苦恼的重担,一直感到十分痛苦,而这种担子却普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不论他是贫是富,有学问还是愚昧无知,而且妨碍他们前进,使他们寸步难行。

  后来,摩梯拉尔接到家信,有一个亲戚病了,他立刻赶回家去,现在只剩罗摩帕梯一个人给戈拉作伴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坐落在河边的穆斯林村子。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在那儿接受主人款待的人家,主人是一个理发师。他按照礼节对这两个婆罗门客人表示了欢迎。

  在走进屋内时,他们看见屋子里有一个穆斯林男孩儿,理发师说这是他和他女人收养的孩子。信奉正统印度教的罗摩帕梯对这事感到十分恼火。戈拉责备理发师不该做违反印度教规的事,他说:“先生,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管神叫诃利,他们叫阿拉,如此而已。”

  这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晒得很厉害了。小河离这里很远,当中隔着一片沙地。罗摩帕梯渴得要命,可是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印度教徒可以喝的水。理发师家附近有一口小井,但井水已经被这个叛教的人玷污,不能喝了。

  “这孩子没有父母吗?”戈拉问道。

  “他父母双全,不过他还是一个孤儿。”理发师回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理发师叙述了男孩儿的身世。

  他们住的这片地方已经被地主租给靛青种植园主。园主们一直不同意那些农民佃户有权耕种河边的肥沃的冲积地。所有的佃户全都向洋大人屈服了,只有戈斯帕拉村的人不肯搬走。他们是穆斯林,他们的领袖法鲁·沙达尔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条好汉。在双方争执期间,他因为和警察打架,曾两次被捕入狱,最后竟落到几乎要饿死的地步,但他从不屈服。

  今年,农民好不容易在河边新冲积地上收割了早稻,但大约在一个月以前,种植园主带着一群打手来了。他们把稻子全部抢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鲁·沙达尔为了保护他的乡亲,朝洋大人的右手狠狠地打了一下,弄得他不得不把右手锯掉。这样胆大包天的行为,在这一带,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从此,警察就像大火一样蹂躏着这个地区。没有一家能逃过他们的搜查和抢劫,没有一个妇女能保住名声。除了法鲁,还有不少人被捕入狱,不少人逃亡在外。法鲁家里揭不开锅,他的老婆只有一块布,当作纱丽披在身上,实在难以出来见人。他们的独子,也就是这个男孩儿,名叫塔米兹,原来管理发师的老婆叫“婶婶”,这个好心的女人看见他快要饿死了,就把他收养在自己家里。

  靛青工厂的办事处离开这儿只有两、三英哩,巡官和他的部下就驻扎在那里。他们下一次在什么时候袭击这个村子,他们以检查为名,会干出什么勾当,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料。就在前天,他们突然闯进理发师的老邻居纳吉姆家。纳吉姆有个小舅子,从别的地区到这儿来探望他的姐姐。巡官看见他,不分青红皂白便说:“哈哈,这儿还有一只好斗的公鸡,他挺胸腆肚地站在那儿不是?”说完,挥起警棍朝着他的脸打去,打落了他两只门牙,打得他口吐鲜血。这个人的姐姐看见巡官行凶,跑过来保护她弟弟,也被巡官一拳打倒在地。从前,警察不敢在这个地区胡作非为,可是现在所有身强力壮的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了,他们可以在村民的头上出气而不受任何惩罚。他们的黑影笼罩着这个地区,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

  戈拉被理发师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但罗摩帕梯渴得要死,没等理发师把话说完,便又问道:“最近的印度教徒住宅区离这儿有多远?”

  “靛青工厂的收租人是一个婆罗门,名叫马哈夫·查特吉,”理发师说,“他是离这儿最近的印度教徒,住在办公楼里,离这儿有两、三英哩。”

  “他这人怎么样?”戈拉问道。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狗腿子,”理发师回答,“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为人这样残酷、说话这样动听的恶棍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款待那位巡官,不过招待费得由我们出,他还要从中捞点儿油水。”

  “戈拉先生,咱们走吧,”罗摩帕梯不耐烦地插进来说,“我实在受不了啦。”他看见理发师的老婆从院子的水井里打上水,整罐整罐泼在那个穆斯林小浑蛋的身上,给他洗澡。他看了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他的神经十分紧张,觉得一刻也不能在那儿待下去了。

  戈拉在离开的时候问理发师:“你在这儿挨打受气,为什么还舍不得走呢?别的地方你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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