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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堂·福斯蒂诺自己没法走路，这个穿黑衣裳的农民就在一边架着他，另一个穿黑衣裳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架着他，堂·福斯蒂诺捂着眼睛，嘴唇一直在抖，头上的黄头发在阳光中油光锃亮，他在两排人中间向前方走去。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您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也没当成斗牛士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您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得是漂亮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两旁紧紧架着他在两排人中间走，而他只顾用手遮住眼睛，脚几乎不着地。不过，他一定从指缝中偷看，因为给拖到峭壁边时，他又双膝跪下，扑倒在地，抓住青草死也不肯起身，他说：‘不。不。不。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千万不要。’ 　　“架着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的那些狠心人，趁他跪下的时候，突然地蹲在他身后，猛地把他向前一推，于是他没挨一拳一脚，就掉下峭壁了，只听见他摔下去时在半空里的喊叫声。 　　“那时候我知道这两排人杀红眼了。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先是堂·里卡多的咒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怕死相。 　　“‘再给咱们来一个。’一个农民叫道，另一个农民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说：‘堂·福斯蒂诺，真是个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终于见到大牛啦，’另一个说，‘呕吐也帮不上他忙。’ 　　“‘我这辈子，’另一个农民说，‘从没见过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别着急。谁猜得到我们还会见到什么样的家伙？’ 　　“‘有大个子，有矮子，’第一个农民说，‘说不定还有黑人和非洲来的稀有动物。不过，我看不会再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再来一个呀。再来一个！’ 　　“醉汉们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酒吧里拿来了一些大茴香酒和法国白兰地，大家一个传一个，当葡萄酒来大喝。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特别是堂·福斯蒂诺，而激动得有点晕头转向。不喝瓶装烈酒的人，传递着盛葡萄酒的皮酒袋。有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因为渴极了而喝了一大口，皮袋里的酒顺着喉咙流下去，凉丝丝的。 　　“‘杀人令人口渴。’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人了？’ 　　“‘咱们杀了四个啦，’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内。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吧，真的吗，比拉尔？’ 　　“‘不是，’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墙倒时朝烟尘里开枪。就是这么回事。’ 　　“‘你那把手枪是从哪儿弄来的，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杀了民防军，就把手枪给我了。’ 　　“‘他就用这把枪杀掉民防军的？’ 　　“‘正是，’我说，‘之后他就把这枪给我当武器了。’ 　　“‘我看看行吗，比拉尔？让我拿拿这枪，行吗？’ 　　“‘有什么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把枪拔出来递给他。不过，我正纳闷怎么没人出来了，突然，堂·吉列尔莫·马丁就出来了。偏偏是他。那些连枷、牧羊棍、木草叉，都是从他的铺子里拿来的。堂·吉列尔莫是个法西斯分子，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不满。 　　“没错，他给制连枷的工人的工钱不多，可他卖的东西价格也不高。如果不想买他的连枷，也可以只付木头和皮革的价钱定做。他说话很粗鲁，肯定是个法西斯分子，而且还是他们俱乐部里的成员。他总是在中午和傍晚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 《辩论报》，一面叫人擦皮鞋，一面喝着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着炒杏仁、虾干和鳀鱼。人们可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他死的，我敢说，人们的情绪要不是给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吵骂和堂·福斯蒂诺那副德行惹起来的话，就不会喝得醉醺醺的，也就肯定会有人喊：‘放这个堂·吉列尔莫安静地走吧。我们手里的连枷还是他的呢。放他走吧。’ 　　“这镇子上的人心眼还是善良的，虽然也能凶狠起来，但他们生而就正义公道。可那时这两排人的心已经狠起来了，再加上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的心情已不像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最喜欢喝醉时的乐趣，不过在西班牙，除了酒之外，别的什么东西引起的醉意是十分糟糕的，人们会干出在一般情况下干不出来的事情。你的国家不是这样吧，英国人？” 　　“也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那年，有次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婚礼，我担当拿花的小傧相。” 　　“你当过小傧相？”玛丽亚问。 　　“真好！” 　　“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火活活烧死。灯柱上是一盏弧光灯，点灯时把灯光从灯柱上照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了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烧死黑人，”玛丽亚说，“真是残忍！” 　　“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是不是醉得太厉害，才烧死黑人？”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子里从窗帘底边的缝里看到的，那房子就在弧光灯柱子的转角上。当时街上人山人海，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子里，你没法知道他们醉没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讲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那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所以后面没看到，”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还碰到过类似的事情，说明人们给冲昏了头脑的情况在我的国家里也是一样的。真是残忍野蛮。” 　　“你才七岁，你太小，”玛丽亚说，“不该看见这些事。我只在马戏团里看到过黑人。除非摩尔人也算是黑人的话。” 　　“有得是黑人，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摩尔人。” 　　“你可没有我了解，”玛丽亚说，“可不，你不及我清楚。” 　　“别扯这些了，”比拉尔说，“这些事听了不舒服。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啦？” 　　“讲到那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继续讲吧。” 　　“说他们醉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他们离喝醉还远着呢。不过他们的情绪已经起了变化。当堂·吉列尔莫走出来时，他站得笔直。他眼睛近视，头发灰白，中等个子，身上的衬衫有硬领扣子，但没有硬领，他站在那里，在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望着前面，不过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还是平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那样子真叫人可怜。可是有人在队伍里叫道：‘过来，堂·吉列尔莫。到这里来，堂·吉列尔莫，过这边来。我们这里全是你铺子里的东西。’ 　　“他们刚才把堂·福斯蒂诺耍得够呛，所以没有想到堂·吉列尔莫是不一样的。假使要弄死堂·吉列尔莫的话，应该让他马上就死，不要伤他的面子。‘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道，‘要我们派人到您府上去取眼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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