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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堂·吉列尔莫家不是大户人家,他没有多少钱,只得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挣几个钱,当上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可以谄上欺下,并且为自己的心灵找些安慰。他当法西斯分子另有一层原因,是为了讨好他老婆对法西斯的宗教般的虔诚情感。他住在广场上三家门面那边的一套公寓房里。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起一双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他知道自己必须得从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这时,有个女人在他住的公寓露台上大声尖叫。是他的老婆,她从露台上能望见他。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他看不见她。他想说话,却说不出声。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然后走进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呀!’她抓住露台上的栏杆,身体前后摇晃,‘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喊声方向挥了挥手,抬头走进两排人中间,你无从知道他的心情,只能从他的脸色看出一二。

  “两排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尖声喊了一句,‘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的脸上流下泪水,拼死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的脸就是一连枷,这一下下手很重,把堂·吉列尔莫打倒在地。他坐在地上哭起来,倒不是因为害怕。醉汉们一齐打他,还有一个跳到他肩上,用酒瓶砸他。随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接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胡闹和说下流话的醉汉。”

  “看到巴勃罗打死民防军,我很激动,”比拉尔说,那件事虽不光彩,可是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也只能这样干了,至少还不算残忍,只是杀了人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明白,杀生不是件光彩的事,不过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人群堵住的时候,我很佩服也很理解巴勃罗的这个主意,尽管我认为这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觉得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那就干得体面些,省得叫人难受。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由百姓来处决,最好大家都动手;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承担良心责备,正如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羞耻、难受,再加上队伍里面来了醉汉和二流子,有些人又因为看到堂·吉列尔莫的情况,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希望自己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便穿过广场,走到一棵大树荫下,在长凳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一边说话,一边走来,其中一个叫我:‘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肯定有事,’他说,‘说吧。怎么了?’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一样。’他说,他们俩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皮酒袋,他把皮酒袋递给了我。

  “‘你漱漱口。’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俩刚才的谈话,‘最糟的是,这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谁都没法保证,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

  “另一个接着说:‘我不相信非把他们统统弄死不可,即便非把他们弄死不可,也该让他们死得像个样,别作弄他们。’

  “‘作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他本来就油腔滑调,不是正经人。可是作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就太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这是实在话,我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头上出冷汗,胃里折腾,好像吃了不新鲜的海货。

  “‘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与就行了。不过我不知道其它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接好电话线,’我说,‘这是疏忽,得补救。’

  “‘正是呢。’他说,‘咱们与其这样拖泥带水而残暴地大批杀人,倒不如把力气花在加强这个镇子的防守上面。’

  “‘我去跟巴勃罗讲。’我对他们说。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朝通往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从门口排到广场上的队伍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乱糟糟的,很多人已经醉得厉害。有两个人仰天栽倒在广场中央,还把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呷了口酒,躺在地上发疯似的朝天空喊:‘无政府万岁!’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大叫:‘自由万岁!’两只脚在空中乱踢,接着又吼了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一只手挥舞领巾,另一只手摇着酒瓶。

  “有一个离开了队伍的农民,站在回廊的阴影里,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喊醉酒万岁才对。他们只信这个。

  “‘他们连这点也不信吧,’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啥也不懂,啥也不信。’

  “就在这时,有个醉汉突然站起来,高举双拳,大叫:‘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仍旧仰天躺着的醉汉抓住那个大喊万岁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一个身,连带着把那个叫嚷着的家伙也弄跌倒了。他们俩打了一个滚,又坐起来了,那个把人拖倒的醉汉搂着那个大喊大叫的人的脖子,把酒瓶塞给他,亲吻围在他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们俩一起喝酒。

  “突然间,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在回廊里抬头望去,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看不清是谁走了出来,那人的脑袋被别人挡住了。我只看见有人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儿’推了出来,但看不清究竟是谁,我朝着拥挤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去,想看清楚些。

  “人挤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俱乐部里的桌椅全翻了个个,只有一张桌子没翻个,一个醉汉躺在上面,脑袋耷拉在桌边,咧着嘴巴;我把一把椅子拖到柱子边,然后踩到椅子上,这样才能掠过人群的头顶,望过去。

  “被巴勃罗和‘四指儿’推出来的人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他的确是个法西斯分子,是城里最胖的胖子。他收买粮食,是好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见他走下石阶,朝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在衬衫硬领后面鼓起来,阳光照得他的秃头闪闪发亮,可是他终究没有走进那两排队伍中去,因为大家一齐——而不是几个人——大声喊了起来。那喊声很难听,是两排醉汉一齐狂吼的声音。大家向他身上扑去,队伍没了形。我只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倒在地上。然后就看不到他了,因为大家都压到他身上去了。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来时,他已经死了,脑袋躺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被砸得稀烂,队伍乱了套,他们变成了一群暴民。

  “‘咱们冲进里面去。’他们开始大喊,‘到里面去宰了他们。’

  “‘这家伙太沉,拖不动,’有一个人踢踢趴在地上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让他待那儿吧。’

  “‘咱们干嘛费力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就让他待在那儿得了。’

  “‘咱们现在进去宰了里面的那些家伙,’有一个人喊道,‘冲进去。’

  “‘咱们干嘛一整天在太阳底下傻等?’另一个狂叫,‘来呀!冲进去。’

  “这群暴民挤进回廊。他们像野兽一般叫喊、挤撞;他们一齐喊着:‘开门!开门!开门!’队伍乱了套时,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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